有房有地在英文中被稱為 landlord，Lord在英文中是個極為強勢的字眼，宗教意義上可以譯為主、上帝，乃是無上敬畏的對象；世俗意義上可譯為君王、領主、勛爵、（英國）上議院議員；也是備受尊崇。
Landlord們既是土地領主又是統治者,支配者，同時參與公共事務，代表領地利益。因此在西方國家擅闖私人領地是很危險的行為，尤其是在持槍合法化的國家。即便個體的力量有限，而組織起來也很有力量；各種社區，學區社區，信仰社區，有產者社區等等；這在民主國家被稱為“壓力團體”可向民選政府施壓，在歷史上的歐洲君主國家可以向國王請願。不行還可以訴諸法院；德國的一位風車磨坊主兩代人就曾先後兩度把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告上法庭，指控對方修建夏宮“桑蘇西宮”影響了自家磨坊的“通風權”導致因風少磨坊不得不停工還得交租金；國王先後兩次敗訴並補償磨坊主和他的後代。
有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子，真的應了那句英國的古話“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
到了今天作為業主，往往更有意願參與社區事務，伸張業主權利，維護社區利益。所有的行為是指向當下的。
基於對美國2011年以來買房數據和大選投票率的研究，斯坦福大學政治系兩位教授Andrew B. Hall和Jesse Yoder發現——
美國人一旦買了房子，政治參與度就更高，也更愛投票。這種政治熱情與種族無關，且買的房子越貴，參與度越高，無論是地方選舉還是全國選舉。這說明投票對保護投資還是有用的——至少美國人都這麼覺得。
其中申請了美聯邦住房管理局貸款（FHA）的更樂於支持民主黨。FHA是為中低收家庭提供購房貸款信用保險，凡FHA保險的抵押貸款，由聯邦住房管理局承擔因借款人無力償還或房屋貶值造成損失的全部責任。因此對抵押權人來說，FHA保險的抵押貸款基本上是沒有壞賬風險的。
有房者主要關註住宅的區位、社區公共設施、公共安全、學校，老人和孩子相關的議題。通過選舉，有房者能成功動員並與關註他們利益的候選人互助互惠。
而在中國雖然家庭的房屋自有率高達90%，遠遠超過多數西方國家，然而其中多數卻是房奴，每月背著沈重的月供，時時擔心房價縮水還貸便成了冤大頭。活生生的弱勢群體，恐怕除了租房客和租不起房無家可歸的人。
“焦慮面前，人人平等”，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項飆註意到：“越富有的人，可能比低收入群體的焦慮還要嚴重；尤其中產階級，似乎整天生活的主題就是焦慮。”
他稱這樣一種狀態為“懸浮”，人人都忙著工作，忙著追向一個未來。與此同時，當下被懸空了，除了作為指向未來的工具，沒有其他意義。努力工作並非因為喜歡這份工作，而往往是為了攢夠錢，從而今後就再也不用幹這份工作。至於未來什麼樣是完全含糊的，某種意義上不過是自欺欺人。人們不是因為對未來有追求，所以選擇放棄當下；而是首先認為當下沒有意義，然後告訴自己，當下所做是為了未來；但究竟是什麼意義上的未來不太重要，或者說，未來必須就是模糊的。項飆教授對當下中國社會情緒一針見血的理論概述讓他深受追捧，回國一趟四處受邀演講與采訪；儼然成為文化現象。
以房產領域而言，2008年以來房市的狂飆突進，賺錢購置更多房產哪怕淪為房奴也讓很多人趨之若鶩，寄望於房價會不斷上漲的預期，然而與土地卻毫無聯系，對於業主的權利，對於房市調控政策，對於生活環境的質量，對於公共交通的便利與成本卻無緣置喙。
在祖國活得像外國人；反而在外國即便只是永久居留，卻依然能活得像本國人。只要語言足夠好，便像模像樣能夠活在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