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寻求同宜居性、可持续性、经济蓬勃发展和社会凝聚力相关的城市方案，是非常真实的挑战。据估计，到2050年，在城市居住和工作的人口将增至65亿人，即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与此同时，经济活动的重心将转移到尤其是亚洲的新兴市场，特别是这些市场的城市。它们将因为要素禀赋最为集中而日益突出，也会因为投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能力而更加引人注目。（新加坡城市规划）
因此，城市规划的短、长期冲击不但将塑造城市环境，也将在本地和国际上，决定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不论他们是个人、企业、发展商还是利益集团。
新加坡不但没有被土地稀少所限制，还通过谨慎和实事求是的城市规划，为目前和未来世世代代的国人充分发展土地资源。土地必须妥善地分配，来满足住屋、教育、商业、工业、交通、消闲和国防等用途的需要。
毫无疑问的，同城市规划相关的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决定了新加坡自独立以来的城市景观。法律机制为城市更新、经济活动、水资源管理和一个使用多种语言社会的融合，提供了快速采取行动的框架。现在，它也必须协助推动新加坡成为全球化都会和“智慧国”的宏图大计。
新加坡城市规划的特色源自其殖民地历史。在莱佛士看来，新加坡是位于东西方十字路口、介于印度洋与太平洋间的转口贸易中心。新加坡早期城市规划的遗迹，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地时代。
独立后，新加坡政府便做出明智的决定。根据1965年12月颁布的宪法，私人土地所有权在新加坡不具有宪法权利。建国总理李光耀也于1965年12月提呈宪法（修正）法案时表示：“……一旦确定法律不会明文规定强制征用或使用土地必须付出足够的赔偿，我们就打开了诉讼的大门，并最终由法庭来决定多少赔偿才是足够的。”。
1966年成立的宪法委员会也同意政府的立场。委员会认识到新加坡是个只有225平方公里的小岛，当人口日益增加时，就必须有更多土地供公共用途。
政府进行城市规划和促进社群福利的最有力执法工具，是《土地征用法令》（Land Acquisition Act）。时任律政部长巴克形容这是“具社会主义色彩的法令”。法令规定，地主不可以从损害公众利益的发展受惠。其次，为了公众利益而征用的土地的赔偿金，不能高于政府未在该地进行发展前的市场价格。
法令让政府可以坚定地进行城市重建，尤其是建造组屋和实施工业化。政府在1973年修订法令，或按1973年11月30日的市场价格支付赔偿费，或按征用土地宪报公布之日的市场价格支付赔偿费，两者取其低者。当然，这让许多地主感到不满。多年后，他们的土地的价格远高于1973年的价格。
从1959年到1984年，政府共征用了177平方公里的土地，即当时新加坡土地总面积的约三分之二，其大多数是在《土地征用法令》于1967年生效后征用的。
土地所有权不具宪法权利，加上《土地征用法令》，让政府可以在不受到长期耽搁的情况下进行城市规划和改变。当时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造成城市规划倾向经济。裕廊工业区迅速在西部沼泽地建立起来。
在社会发展方面，对于合并带来许多矛盾，刚脱离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来说，改善公共住屋意味着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和变革，不但要容纳数目渐多、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口，也要促使他们融合在一起。
英国殖民地政府对城市人口分而治之的政策，让情况变得更复杂。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各有自己的聚居地。这些种族藩篱很快便被去除。迁移是优先政策考量，以便建立一个新社会。为了给受到徙置影响的人们提供住所，政府计划并建造了具现代卫生和其他设施的公共组屋区。
这个过程创造了一个大家都是利益相关者的社会。人民的住屋是他们的资产，价格也会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繁荣而水涨船高。
对稀有土地的需求有时候是相互竞争，甚至相互矛盾的。因此，城市规划需要维持微妙的平衡。城市规划者必须考量土地的主要用途，包括未来用途。政府于2013年1月发表《人口政策白皮书》的同时，也提出支撑未来人口的土地使用计划，以确保新加坡人可以享有高素质的生活环境。这份文件概述了若有必要，让新加坡到2030年可以容纳690万人口的计划。
在国家日趋成熟时，城市规划者也必须在经济需求和保护国家自然、文化和其他遗产间取得平衡。他们需要同所有利益相关者联手，在相互竞争的需求间保持不偏不倚。
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或者不能让其他城市直接仿效。但其经验显示，法律与政策，加上政治决心和公众的支持，可以给城市规划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比如提升宜居性和加强建筑环境的可持续性。良好的治理和法治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基础。
这些都需要在资源分配和政策选项上做出明智决定，也需要社群的支持和牺牲。法律制度只能提供一个框架，不能赋予相关城市社会所希望看到的价值观。在发展新加坡城市景观时，城市规划法律必须支持和促进这些价值观。这样，我们才可以提升城市的灵魂和居民的素质。我们就是城市，城市就是我们。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叶琦保译
（据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