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到過新加坡的人都感受過新加坡中央空調的厲害，盡管是壹個熱帶國家，因為有了強大的中央空調系統，很多白領還是能打著領帶、穿著筆挺的西褲去上班。從壹定意義上說，中央空調成了這個熱帶國家文明的起點。有人將新加坡稱為“空調之國”，的確，新加坡人舒適的生活已經離不開中央空調的調控了。但這個說法還有更深壹層的意思：新加坡人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會的穩定有賴於政府的有效調控。
公共住房是政府調控最直接的產物。新加坡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壹，上世紀50年代末的新加坡面臨著嚴重的房荒，有數據顯示，1959年84%的新加坡家庭居住在店鋪和簡陋的木屋裏，其中40%的人居住於貧民窟和窩棚。60年代開始，新加坡政府著手大力興建公共住房。到2007年年底，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容納了81%的新加坡居民，新加坡人的住房自有率達到了92%。
新加坡社會調控基礎：公共住房成最有效政策工具壹個普遍的觀點認為，公共住房政策是新加坡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它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人民行動黨長期以來在民眾中享有的較高的支持率。但這並不是這篇文章的重點，筆者在這裏要強調的是，公共住房政策已經成為了新加坡政府促進社會融合、推廣核心價值觀、加強社會管理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公共住房的普及不僅提高了新加坡普通人的物質生活水平，更帶動了新加坡政府社會管理能力的提高。
以族群問題為例，新加坡是壹個多族群國家。在新加坡的總人口中，華人大概占總人口的75.2%，馬來人占13.6%，印度人占8.8%，其他族群占2.4%。在新加坡建國之初，馬來人、印度人和華人都有各自聚居的街區，而華人則因為各自的方言不同而進壹步分化，類似的族群聚居街區擠壓了公共交流的空間，加劇了族群與族群的割裂。在建國之初，族群沖突是新加坡面臨的壹個關乎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然而，公共住房的推廣卻扭轉了這壹局面。長期以來，新加坡政府壹直力求保留各族群不同的文化認同，但強調在此基礎上，有必要構建壹個統壹的公民認同，增加新加坡社會的凝聚力。而正是“居者有其屋”的治國理念，為統壹公民認同的產生提供了最為關鍵的物質基礎。在具體的政策執行方面，新加坡公共住房的分配遵循嚴格的族群比例。如果壹個業主打算將其擁有的公共住房賣掉的時候，他必須得到有關方面的同意，查壹下社區的族群比例，假如華人的比例已經滿額，業主就不能再將自己的房屋賣給華人買主。正是公共住房的普及促成了不同族群的混居。
不僅如此，公共住房在彌合社會階層分化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壹些國家，購買公共住房是低收入群體的特權。然而，隨之而來的壹個負面效應就是，公共住房區逐漸成了窮人區，甚至是貧民窟。相反，新加坡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逐漸放松了購買公共住房的收入限制，很多中產家庭也因此擺脫了“夾心階層”的困境，獲得了購買公共住房的資格。得益於寬松的公共住房政策，低收入群體和中等收入群體的隔絕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緩解。由政府統壹建設的公共住房有相似的小區環境、標準的戶型，這都極大地強化了人們對社會公平度的感知。
再舉壹個例子，新加坡政府推崇亞洲價值觀，反對西方社會流行的個人主義。在社會福利問題上，新加坡政府不支持西方國家的福利主義，認為家庭應該承擔起養老的責任。然而，要推廣這樣的價值觀，僅僅喊幾句口號是遠遠不夠的，兒女是否真的能承擔起贍養父母的義務受很多客觀條件的限制。對政府來說，公共住房是成了其推廣核心價值觀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新加坡政府從1978年開始推行“聯合抽簽計劃”，這壹計劃允許父母和已婚的子女壹起抽簽，並被分配到距離不遠的小區。不同的小區使得父母和已婚子女可以保留壹定的隱私，同時，地理上的近便又拉近了大家庭和小家庭的距離，使得家庭與家庭之間的相互支持成為了可能。
壹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是，享受了政府的福利，居民自然就有了遵守政府規定的義務。高空拋撒垃圾、非法出租等是困擾很多政府的城市頑疾。在新加坡，有類似行為的業主則面臨著被驅逐的可能。不久以前，就有壹名女士因為養狗而嚴重擾民，經警告後她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最終被驅逐出了小區。
大到促進社會融合、推廣核心價值觀，小到加強城市管理，公共住房已經成為新加坡政府最有效的政策工具。公共住房的普及帶來的不僅是普通新加坡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帶來了政府政策執行手段的多樣化和執政能力的加強。從這個意義上講，它不僅是普通人的福利，也是執政者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