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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是美國大學正規招生傳統發榜季節，美國傳媒應景大量報道了不少“學霸”故事，尤其是獲得全部八所常春藤大學再加斯坦福大學（錄取率近年來低於哈佛）錄取的超級“大滿貫學霸”。據《紐約時報》報道，今年全美這樣的“大滿貫學霸”有三位。

因為這三位學霸中，有兩人是第一代移民：其一是出生在尼日利亞的黑人女生，另一是5歲時才從馬來西亞移民美國的華裔姑娘（這或許是她獲得“大滿貫”的重要原因；如果是中國移民後代，進入常春藤的門檻越來越高）。還有一位，從姓名就知道是個猶太人。這些例子以及傳媒的熱門報道，通過刻苦努力和教育競爭進入名牌大學，仍然是美國未來社會成功的重要通道。

列克星敦高中的“壓力鍋”情勢

4月9日，《紐約時報》教育版刊載一份長篇報道《一個市鎮爭取減少學生的壓力》，詳細介紹了馬薩諸塞州列克星敦鎮高中學生如何面對巨大的升學壓力，成為整個市鎮關心的議題，引起了知識分子為主的讀者群的熱烈反應，因為這彰顯了美國高收入、高教育城市郊區的一個日益普遍的社會趨勢。

《紐約時報》選擇波士頓市區西北郊的列克星敦鎮深有用意：根據斯坦福大學一項調查，總人口大約3萬2千的列克星敦鎮是美國全國的“高考學霸”——在全美所有公共教育學區中，列克星敦鎮的標准化高考平均分數最高。這一“學霸”地位並非偶然，因為本鎮集中了哈佛大學和麻州理工學院的許多教授家庭。熟悉大波士頓地區交通情況的人都知道，列克星敦鎮到兩大名校校園的距離分別不過10和11英裡。鎮上住過的名教授，除了在世的世界著名語言學家兼左翼政論家諾姆·喬姆斯基，還有過至少8名諾貝爾獎得主。

列克星敦鎮住戶的高教育水平，並不僅僅在於這些名校教授，更還有大波士頓地區蓬勃發展的高科技和其他相關工業，尤其是生物制藥與人工智能公司。兩大名校所在的劍橋鎮近年來大興土木，新建辦公樓林立，大多是這些科技公司企業的擴展。因此更吸引了大批高教育專業人士及其家庭成員。列克星敦鎮的優秀公共教育體系，特別是全美最高的高考成績，成為這些拖兒帶女的高收入職業人士最中意的居住區。列克星敦鎮目前成年人口中，超過一半具有碩士以上研究生學位。

作為近年來美國精英教育中最突出的群體，列克星敦鎮的亞裔人口特別是華裔和印度裔因此快速增加，新世紀十多年來翻了一番，從11%增加到22%，遠遠高於全美亞裔人口占5.6%的比例。這樣的情況，加劇了本鎮原有的高質量中小學教育體系的競爭性，也在日益血淋淋“割脖子”的名校入學比賽中，維持了列克星敦鎮的“學霸”傳統：本鎮有兩所初中（美國初中只有7、8兩年級），但只有一所高中（從9到12年級）——列克星敦高級中學，每年招生500多名。去年畢業班學生有10名進入哈佛，7名進了麻州理工，被其他常春藤名校錄取的更比比皆是。

如此優異的“高考”成績，以及大批亞裔尤其華裔家長帶來的“名校情結”，也給在校學生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這便是《紐約時報》長篇報道的主題。

列克星敦高中的“壓力鍋”情勢，見於2015年一項全美中學生健康調查：有95%列克星敦高中學生在問卷中回答承受了巨大的課堂壓力，有15%承認在過去一年中出現過自殺的念頭。在亞裔中，自殺傾向比例高出兩個百分點，達到17%。今年1月，確有一位剛轉學到列克星敦高中的花季女孩無法承受高壓，自殺身亡。

再如學校放學之後，《紐約時報》記者走訪鎮上的公共圖書館，只見裡面擠滿了列克星敦高中生，要麼在做微積分習題，要麼在寫實驗室報告或學期論文等等。一位女生暫時放下正在用心攻讀的世界史課本，向記者說：“看到這許多人？他們都是為了同一個壓倒一切的目標”——爭取進入名牌大學。後來又有目擊者評論：聖誕假期前一天，圖書館下午最後關門時，還剩下幾十名列克星敦高中生在裡面。記者還專訪一名華裔應屆女生艾米莉。她說她每晚學習過了午夜才休息，睡了5個小時左右便起床准備上學。為了擠出更多時間，不得不放棄參加生日聚會等等。

在如此巨大的學校壓力之下，從校長到鎮上社會人士都在呼吁和發起各種行動和措施，以圖減壓減負，諸如心理咨詢和增設幫助放松的瑜伽課，強調預防自殺教育，組織學生自助小組等等。但是大家都承認效果十分有限，因為這些措施和做法都不能改變壓力的最終來源——進入名牌大學這個“壓倒一切的目標”。

精英教育競爭後面的利益動機

列克星敦高中的情況絕非例外。在加州、科羅拉多州、麻州其他高科技和“大腦”工業和人才集中的地區的公立學校，都出現類似的高壓狀況和學生自殺現像。造成這一狀況的根本原因，是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推動的美國職場演變，以及美國高等教育本身的競爭分化。用麻州理工學院著名勞工經濟專家大衛·奧托爾（David Autor）的話，前者造成了美國職場的“杠鈴化”現像，中產階級職位日益減少，高收入職業越來越集中在受過精英教育的高技能人士。美國高等教育的競爭分化，則在於普通美國大學本科教育經費投入和質量不斷下降，而頂尖名校的情況截然相反：聘請世界上最有名的專家教授，采購最先進的儀器設備，教育最優秀也是最勤奮的學生，其最終“產品質量”和“市價”自然越來越高。即便是排名第25位的次級名牌大學，其畢業生收入還是比哈佛、耶魯畢業生幾乎少40%，不用說排名50之後的普通大學了。

一位家長讀者用切身例子說明精英教育競爭後面的利益動機：我兒子想成為一名生物學家。要在這一領域找到一個滿意工作的機會，和他上的是紐約州立大學，還是（常春藤）賓州大學或是耶魯大學，關系巨大。保持下一代中上層社會地位的“生存性恐慌”，才是目前瘋狂性升學競爭的驅動力。

還有列克星敦高中畢業生追述學校老師的話，來解釋升學競爭與當地房地產和人口組成的“良性循環”或曰“惡性循環”：家長們爭先搬到列克星敦，是因為本地學校的良好聲譽。於是本地房地產不斷升值，房產稅收入持續上升，再投資回饋給學校，進一步強化學校的教育質量，如此循壞往復。這是美國教育競爭的一個金錢物質層次。

回到“減負”主題。切不能把美國名牌中學的“減負”與中國混為一談，因為中國中小學的學生負擔，多為課業和考試，而目標對准常春藤名校的美國中學教育競爭，則是全方位的：學業之外的課外活動負擔，並不亞於課堂考試。我自己小兒高中四年的各項課外活動的負擔，實在超過了學校裡的課業。以今年三位常春藤名校錄取大滿貫考生為例：尼日利亞移民女孩是某項全美演講比賽冠軍；馬來西亞來的華裔女孩作為小記者，曾經對數十名美國名人做過電視采訪；而那位猶太學生，除了滑雪、游泳、田徑等運動，還是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列克星敦高中校長口口聲聲強調的“減負”，如大量讀者評論，實在只是形式主義。這是因為課外活動也是列克星敦高中的傳統強項，學校的辯論隊、運動隊、機器人科研小組等，都在全國比賽中贏得過名次。要取得這些成就的負擔，不在課業之下。另外還有美國社會強調的義務工作，學校規定每個學生至少四十小時社會義工，常常是大學升學競爭的重要“點綴”。去醫院或老人院的義工服務，時間花得再多也不起眼，而需要別出心裁的獨創，或者需要家長財力的“第三世界扶貧”經歷。而主張“減負”的家長們，或許也有不足為外人道的苦衷。例如上述華裔女生艾米莉的母親便是“減負”主要提倡者，引起其他華人家長的不滿。但這並不影響艾米莉同時申請十幾所名牌大學，雖然只被哈佛備取、在耶魯落第，仍然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和杜克大學等同時錄取的驕人結果。

本文的目的之一，是介紹美國名牌大學入學競爭的慘烈和壓力，絕不亞於中國教育體制的學業和考試壓力，以圖糾正國內不少家長對美國教育沒有壓力負擔的迷信。當然，因為美國公共教育和大學教育的競爭異化，一般中小學和大部分普通大學的教育質量每況愈下，確實不存在如列克星敦高中以及常春藤校園裡那樣的高度競爭壓力。但是後者才是美國教育的精華所在。美國大學中的中國留學生早已超過三十萬，還要加上五年多來增長三倍、就讀中小學的小留學生。這數十萬留學生上的大多是美國的二三流大學和普通中小學，每年數十億美元的花費，除了幫助填補美國公立學校預算的虧空，也無形中抵消了不少美中貿易的赤字。但是他們實際所學，不見得會比國內二本、三本大學畢業生多出多少。

（據華商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