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颓势 日本养老基金掀海外投资热潮

如果今年头两个月总投资额高达420亿美元的买入力度得以保持,那么2015年日本大型公共养老基金及其他投资大额买入置外国股票及债权的金额将创10年新高。

按照这个速度,大型投资者的日元流出量将超30万亿,创下政府自10年前开始该项数据统计来的新高,几乎与过去五年的总和持平。

日元颓势 日本养老基金掀海外投资热潮

这一趋势将使日元进一步承压,本月早前,美元/日元创下2007年7月以来新低。

上述资金流出的态势让油价低廉以及日本出口转强燃起的盈余希冀烟消云散,人们原本期望去年1060亿美元的赤字转为顺差。

日本沉重的养老金负担使得基金开始投资海外投资,使得投资组合多样化,以求获得比日本政府债券微薄收益更高的回报。

即便养老基金已经触及其资产配置的限制,但在市场普遍预计美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升息之际,日本央行仍坚定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举措将进一步推动海外投资需求。

野村证券(Nomura Securities)东京首席外汇策略师Yunosuke Ikeda表示,即使公共养老基金没有购置海外资产,日元也不会立刻走强。只要美国升息,海外投资必受追捧。Ikeda还表示,私营企事业单位和部门有望在2016年填补公共基金的缺口。

投资者纷纷转向海外投资的起因是3年多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启的通货再膨胀政策。

日本央行印钞购债的宽松政策旨在提振经济,走出十多年来的通缩,此举使得日本国债收益创纪录新低,一些债券收益率已然为负。与此同时,美元/日元也已从2011年10月75美元的历史高点贬值了37%。

面对如此巨变,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资基金(GPIF)改变投资策略,远离国内投资。GPIF手持130万亿日元(约合1.08万亿美元)投资组合的世界最大养老基金。

GPIF2014年10月宣布,它将外国债券持有量从11%增加到15%,并将外国股票投资额从12%增量至25%,与此同时大幅减持日本政府债券,持有量将从60%降至35%。

日本其余三家半公共养老基金(投资组合总和约30万亿日元),也已纷纷跟随GPIF的步伐。

Mitsubishi UFJ Securities东京首席货币策略师Daisaku Ueno表示,GPIF购买海外资产对日元造成的压力刚开始消散,这三家养老基金的外购之举又向日元施压,日元将持续疲软。Ueno还表示,如果私人投资者也加入外购热潮,那资产将进一步外流。

日本邮政会长2月表示,其银行部门将尽快重审其205万亿日元(约合1.7万亿美元)以债券为中心的投资组合,暗示其投资策略将发生重大变革。

Ikeda估计,日本四大养老基金在过去的8个月内,每月均各自购置了近1万亿日元的海外股票和证券,并预计,在未来的12个月内,四大基金会再投入12万亿日元。

花旗证券(Citigroup Securities)东京外汇策略主管Osamu Takashima表示,既然GPIF有意更多的投资风险资产,那其可能会再购入8万亿日元的海外股票和2万亿日元的海外债券。

如果GPIF作出上述决定,那么美国华尔街股市将大大获益。

Takashima还表示,美国市场在GPIF的股权投资基准中占比甚高,相比之下,在欧元区的投资只是一小部分。

中国人转战海外房产市场 有人赚也有人赔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人民币的升值,以及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投资者日渐把视线转向海外市场。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内地的投资者在境外的房产投资额增长了25%。

虽然一些海外房产收益可观,但由于缺乏对海外的法律和项目的了解,国人的海外“淘金梦”可能暗藏着种种风险。中新网房产频道调查发现,虽然当地的房价未跌,但受汇率因素的影响,有投资者购买的海外房产反而出现了贬值。

中国人转战海外房产市场 有人赚也有人赔

国内房产投资收益下降 国人转战海外市场

过去的楼市“黄金十年”期间,国内房地产市场投资回报率较高,但去年以来房价步入下行通道,收益率也持续走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月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同比出现下跌的有69个,说明这些城市房价比一年前还要低,这也意味着,在过去一年中入市的多数投资者不仅没赚到钱反而亏了。相比之下,收益较为稳定的海外房产日益成为投资者的新选择。

近期,世邦魏理仕发布的《2014年亚洲境外房地产投资数据》显示,2014年,来自中国内地的房地产投资者在境外的投资额实现同比增长25%,达到了101亿美元。

一些海外地区的房产收益也高于中国,世邦魏理仕中国区研究部主管、执行董事陈仲伟告诉中新网房产频道,以美国为例,购买商品住宅毛收益率一般在5-6%,扣除物业费、房产税等费用后,应该比国内一些大城市2-3%的净回报率要高。

海外房产的收益率也比较稳定,北京理工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周毕文在接受中新网房产频道采访时表示,国外没有大规模的房产建设,不太可能像中国一样出现暴涨,以自住、改善需求以及人口的迁移引起的需求为主。

海外置业的人群中,不仅仅是个体投资者,各类机构和开发商的海外投资步伐也明显加快。陈仲伟分析,置业者主要是三种人群,第一种是高净值人群(个人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等可投资资产较高的社会群体),主要目的是移民、子女教育、投资等;第二种是机构投资者,主要出于优化资源配置的考虑,比如2013年安邦保险购买的伦敦地标性建筑——劳合社大厦,不仅收入了约6.1%的收益,还起到了宣传品牌的作用;第三种是开发商,基于分散风险的考量,近年来万科、绿地、碧桂园等加大了海外投资

受汇率影响 部分海外投资者不赚反赔

尽管投资者的算盘打得精,但海外房产并不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汇率的起伏成为决定房屋价值的一项重要砝码。

2012年,做建材生意的王先生以近4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在日本东京买了一套房子,现在估值大概430万元,每个月还可以收到1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9253元)的租金。但他表示,“考虑上日元的贬值因素,房子可能还亏了”,不过他近期不打算出手,“房子靠近东京2020奥运会的主赛场,位置还不错,我也看好东京房子的前景”。

王先生的海外置业经验并不是个案。2011年,刘女士在加拿大多伦多花费43万加币购入了一套Condo(“分户式产权公寓”,是一种比普通公寓高级的公寓物业)。刘女士表示,几年下来,房子价格比较稳定。虽然是自住,不太在意房屋是否升值,但考虑到加币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房子也贬值了。

对于汇率“吃掉”房产收益,抑或让房产变相贬值的现象,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这是由于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但从最近来看,美元走强,人民币升值的力度在减弱。周毕文也谈到,购买海外房产更多的是资产和汇率的转移,从操作层面来看,投资者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买入,贬值的时候卖出换回人民币,这样收益是增加的,反之会出现亏损。

张大伟还指出,投资海外并不是说收益会超过过去十年的国内楼市的收益,更多的是投资者分散投资的一个办法,寻求资金的避风港。他还谈到,海外资产的收益相对比较稳定,一般都是长期投资,主要看的是出租回报率。

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锁定东京和新加坡房产

据彭博社报道,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正在为首次投资亚洲房地产做着最后的准备,该基金已在世界最大的几个城市建立了投资组合。

该基金的名称为“政府全球养老基金”(Government Pension Fund Global),以石油收入为基础建立,有8700亿美元资产,总部位于挪威首都奥斯陆。它的房地产投资主管Karsten Kallevig说,在考察了亚洲的投资机会后,决定把投资范围缩窄至新加坡房地产东京房地产

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锁定东京和新加坡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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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是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市场,”他在3月20日的一次采访中说。尽管尚未确定投资金额,“但在亚洲的投资规模会很大”。

综合考虑增长潜力和供应限制两方面因素,该基金计划在全球寻找10到15个城市作为投资目标。目前该基金已经拥有纽约、巴黎、伦敦和柏林等多个城市的房地产资产。去年,它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金额达到180亿美元左右,占其总资产的2.2%,该基金正计划将这一比例提高至5%。

“重点在于特定市场而非行业。”Kallevig说,“当我们谈及新加坡和东京时,我们指的是这些城市‘较好’的部分。我推测写字楼将是主要投资对象,在东京和新加坡的核心地段并没有多少购物中心可供购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2年上任后,承诺重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据日本房地产经纪商Miki Shoji Co.介绍,日本的商业地产市场正显示出复苏的迹象——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已经从一年前的7%降到今年2月的5.3%。

尽管新加坡的面积比纽约还小,但是近年来由于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外国人的涌入,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仲量联行称,由于供应有限,去年新加坡楼市最大的增长出现在中央商务区,该区域写字楼的租金上涨了14%。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2010年被获准进入房地产领域,而此前只能投资股票和债券。该基金去年的房地产投资组合回报率为10.4%,总回报率是7.6%,为2011年以来的最小增幅。它向市场警告称,基金回报率有可能降至历史最低点,如果主要政府债券市场没有好转、发达国家市场增长缓慢,前景可能更悲观。

Kallevig说,和早前在欧美投资时一样,该基金将通过寻找合作伙伴来实现在亚洲的扩张。他同时对媒体称,有可能在今年第二季度进入东京和新加坡市场。

新加坡GIC与Exeter合资4.4亿元 投资欧洲物流房地产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将与Exeter房地产集团展开3亿欧元(约4亿4000万新元)的合作,专门投资于欧洲的物流房地产。

两家公司昨天发表联合声明说,这些物流房地产将位于欧洲主要的分销枢纽,易于通往高速公路、港口、机场与火车站。随着市场趋向电子商务、供应链重组及第三方物流供应商的使用者增加,长期而言,物流空间需求将增长。

新加坡GIC与Exeter合资4.4亿元 投资欧洲物流房地产

在这项合作下,Exeter将利用其经营综合房地产项目的专长,收购与管理这些房地产,并通过发展或重新发展等增值策略,制造稳定的长期收入回报。

Exeter是一家专门从事物流、轻工业与商业房地产管理的公司,旗下管理资产价值约30亿元,共拥有8500万平方英尺的房地产,在美国、英国、西欧与中欧有15个办事处。

收购班加罗尔一地段

另一方面,政府投资公司昨天也宣布,与印度Brigade集团的合资公司,收购了印度班加罗尔市惠特菲尔德镇(Whitefield)的一个地段。Brigade集团将在这个地段发展一个300万平方英尺的资讯科技经济特区。

两家公司表示,在获得批准后,已向印度联合利华(Hindustan Unilever)买下Brooke Bond房地产私人有限公司的100%股权。

新加坡社会调控基础:公共住房成最有效政策工具

 很多到过新加坡的人都感受过新加坡中央空调的厉害,尽管是一个热带国家,因为有了强大的中央空调系统,很多白领还是能打着领带、穿着笔挺的西裤去上班。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空调成了这个热带国家文明的起点。有人将新加坡称为“空调之国”,的确,新加坡人舒适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中央空调的调控了。但这个说法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新加坡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的稳定有赖于政府的有效调控。

 公共住房是政府调控最直接的产物。新加坡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上世纪50年代末的新加坡面临着严重的房荒,有数据显示,1959年84%的新加坡家庭居住在店铺和简陋的木屋里,其中40%的人居住于贫民窟和窝棚。60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着手大力兴建公共住房。到2007年年底,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容纳了81%的新加坡居民,新加坡人的住房自有率达到了92%。

新加坡社会调控基础:公共住房成最有效政策工具

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公共住房政策是新加坡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在民众中享有的较高的支持率。但这并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公共住房政策已经成为了新加坡政府促进社会融合、推广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管理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公共住房的普及不仅提高了新加坡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更带动了新加坡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

以族群问题为例,新加坡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在新加坡的总人口中,华人大概占总人口的75.2%,马来人占13.6%,印度人占8.8%,其他族群占2.4%。在新加坡建国之初,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都有各自聚居的街区,而华人则因为各自的方言不同而进一步分化,类似的族群聚居街区挤压了公共交流的空间,加剧了族群与族群的割裂。在建国之初,族群冲突是新加坡面临的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然而,公共住房的推广却扭转了这一局面。长期以来,新加坡政府一直力求保留各族群不同的文化认同,但强调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构建一个统一的公民认同,增加新加坡社会的凝聚力。而正是“居者有其屋”的治国理念,为统一公民认同的产生提供了最为关键的物质基础。在具体的政策执行方面,新加坡公共住房的分配遵循严格的族群比例。如果一个业主打算将其拥有的公共住房卖掉的时候,他必须得到有关方面的同意,查一下社区的族群比例,假如华人的比例已经满额,业主就不能再将自己的房屋卖给华人买主。正是公共住房的普及促成了不同族群的混居。

不仅如此,公共住房在弥合社会阶层分化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些国家,购买公共住房是低收入群体的特权。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公共住房区逐渐成了穷人区,甚至是贫民窟。相反,新加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放松了购买公共住房的收入限制,很多中产家庭也因此摆脱了“夹心阶层”的困境,获得了购买公共住房的资格。得益于宽松的公共住房政策,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的隔绝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由政府统一建设的公共住房有相似的小区环境、标准的户型,这都极大地强化了人们对社会公平度的感知。

再举一个例子,新加坡政府推崇亚洲价值观,反对西方社会流行的个人主义。在社会福利问题上,新加坡政府不支持西方国家的福利主义,认为家庭应该承担起养老的责任。然而,要推广这样的价值观,仅仅喊几句口号是远远不够的,儿女是否真的能承担起赡养父母的义务受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对政府来说,公共住房是成了其推广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新加坡政府从1978年开始推行“联合抽签计划”,这一计划允许父母和已婚的子女一起抽签,并被分配到距离不远的小区。不同的小区使得父母和已婚子女可以保留一定的隐私,同时,地理上的近便又拉近了大家庭和小家庭的距离,使得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相互支持成为了可能。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享受了政府的福利,居民自然就有了遵守政府规定的义务。高空抛撒垃圾、非法出租等是困扰很多政府的城市顽疾。在新加坡,有类似行为的业主则面临着被驱逐的可能。不久以前,就有一名女士因为养狗而严重扰民,经警告后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最终被驱逐出了小区。

大到促进社会融合、推广核心价值观,小到加强城市管理,公共住房已经成为新加坡政府最有效的政策工具。公共住房的普及带来的不仅是普通新加坡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带来了政府政策执行手段的多样化和执政能力的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仅是普通人的福利,也是执政者的福利。 

日媒:海外投资者炒热日本地产

外媒称,据日本房地产服务公司JLL称,2014年东京都内被买下的地产中,约有2成是被海外投资者买去的。

据日本媒体报道,3月18日发布的2015年公示地价,相对于日本3大都市圈(指首都圈、大阪周边、名古屋周边)和地方中心城市地价的上升,地方产业低迷地区的地价却在持续下跌。

日媒:海外投资者炒热日本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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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利率、股价上涨及日元贬值的背景下,国内外资金都集中于投资中心城市土地而导致地价上涨。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拥有自己的住房却变得愈加可望而不可及。

在大阪道顿堀的商业大楼“中座食倒大楼”前,身着红白相间服装的“食倒太郎”在门前迎客。这座可称为难波(大阪地名)象征的建筑,在2月被投资基金尊尚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收购。

出资收购是中国台湾的投资家。董事小野耕司表示,“很多因制造业等取得成功的中国台湾企业家都表示,希望购买地产”。据说,他们还计划以大阪、福冈、札幌为中心购置地产。

东京站前黄金地段的高层办公大楼“Pacific Century Place 丸之内”,于2014年10月被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基金以17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7.3亿元)收购。此外,2015年1月,中国政府的投资基金也以14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1.9亿元),收购了以婚宴场所闻名的东京“目黑雅叙园”。这比半年前,森信托投资公司买下该地的价格高出了1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1亿元)。

据房地产服务公司JLL称,2014年东京都内被买下的地产中,约有2成是被海外投资者买去的。此外,国内某投资基金负责人称,“趁着日元贬值的时机,有些海外投资者给出的价格甚至是从前的1.5至2倍”。

其中,来势凶猛的是来自中国台湾的投资者。据说,因中国台湾当局加强土地交易征税,投资者提高了对日本房地产的关注。日本的银行于2014年4月,在台北市内举行了面向富裕阶层的投资咨询会,约有60名投资者参加。会上,大家纷纷提出“高级住宅区在那里?”、“哪些地区人口增加?”等问题。负责说明的银行负责人称,“包括日元贬值的影响,跟台北、新加坡比起来,东京的地价变得相对较低”。

海外投资平民化 推动2015产业“黄金年”

试问海外置业到底有多火?来自世邦魏理仕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大陆)境外投资在2014年实现同比增长25%,达到101亿美元,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伴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及前不久人民银行曝露的QDRI机制,中国人今后将获得越来越多海外的投资机会。这是大市场趋势下的必然走向,该政策也表明政府不限制投资海外房产,且未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外汇管制政策、投资政策将鼓励热钱投向海外房地产。随着国内多元化海外投资混战不断升级,加之境外政府推动,接连刺激着中国买家,预计2015年将是中国投资客重点关注海外地产的“黄金年”。

海外投资平民化 推动2015产业“黄金年”

新趋势年轻富豪投资置业热情高于父辈

在最新莱坊与中银国际共同发布的《财富报告》中显示,未来十年,中国的十亿富豪数目将迅猛增长,将从2014年的184位进一步增加至338名,中国也将成为全球十亿富豪人数增长最多的国家。

与此同时,在对目前超高资产净值人士投资倾向调查显示,超高资产净值人士越来越注重将物业视为他们主要的投资类别。就亚洲的超高资产净值人士而言,物业在他们的投资组合中平均占38%。住宅物业是最受欢迎的投资类别,84%的亚洲理财顾问表示其客户对该类别更感兴趣,其次是写字楼(68%)。其中,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超高资产净值人士平均每人分别拥有4.7和4.6个住宅物业,居世界前两位。

调查发现,新一代超高资产净值人士来对房地产的吸引力尤甚,45%的受访者表示年轻一代富豪客户对房地产的兴趣要高于父辈。莱坊董事及上海研究及咨询部主管杨悦晨表示:“特别是在中国,近几年的趋势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走出国门,在发达国家购买心仪物业,海外地产成为他们新的投资方向。尽管部分国家已经出台或准备出台更多的限外政策来避免过多的中国人投资推高本国房价,但我们预计未来十年,房地产投资仍将在中国高资产净值人士的资产配置中占据重要比重。”

新面孔新投资者不断涌现带来新资金

在近半年的海外大宗交易市场上,国内保险公司和国内投资基金表现的尤为活跃。去年安邦保险拟以19.5亿美元收购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中国人寿随后又以13.3亿美元收购位于伦敦上河岸街10号大楼;中国第二大保险商平安保险以4.16亿美元收购伦敦的劳埃德大厦;2014年11月,阳光保险集团以4.63亿澳元的创纪录价格收购悉尼的喜来登公园酒店。险资在海外市场上集体爆发,同比增长100%。

根据相关规定,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总额不超过上年末总资产的15%,但从目前来看,其投资总额仅占到1-2%。因此,预计2015-2016年保险公司还将在海外市场上大展拳脚。但保险公司也有其局限性,莱坊董事及大中华区研究及咨询部主管纪言迅表示,保险行业由于资金的流动性要求和较小的抗风险性,决定其物业投资只能在门户城市的核心区域,但随着这些城市普遍存在土地稀缺的情况,险资可选择的余地也就较小。

未等保险公司褪去海外投资的热度,海外市场上又迎来了“东方新面孔”。超高净值人士、中小型国有企业和民营开发商再度加码市场热度。据了解,企业大多来自房地产,而超高净值人士则领域广泛,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就是SOHO张欣2013年以7亿美元巨资购入美国纽约地标通用汽车大厦40%的股权。但随后有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进入海外房产投资,曾有一位买家以4亿元价格用个人名义收购澳大利亚某一写字楼项目。业内人士表示,个人投资的灵活性更大,遇到单价比较便宜的一些投资性房产,可以拆分买卖。

今年年初,万达、复星又在澳大利亚完成两宗高额写字楼收购。在老投资者和新投资者都涌入的“红海”下,2015年的海外市场也更为激烈。

新目标投资者正着手寻找新市场和新资产

世邦魏理仕中国投资物业部执行董事及主管邵律指出,中国投资者不再局限于传统目标市场,因此投资策略也发生了变化。2013年,60%的境外投资集中于全球五大投资目的地,而2014年五大市场的比例下跌至39%,欧洲大陆的巴黎以及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和华盛顿都成为新的投资活跃地,甚至一些资源型的中东、非洲区域也吸引了部分投资者。

不仅城市在扩张,投资者也在着手寻找多样的资产组合。除了写字楼仍然最受人青睐,尤其是对于新投资者来说,酒店和工业地产项目的投资也出现了大幅增长。投资者们认为新市场和新的资产类别可以带来更高的收益,且竞争压力更小。此外,滑雪场、酒庄和马场、牧场等也受到投资者的青睐。上海鹏欣集团就在2012年时,购买了新西兰16个牧场;另据了解,绿地将在马来西亚投资一个面积达3平方公里的科技产业创新园区,项目坐落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交界处。

邵律认为,亚洲投资者继续关注海外投资。这一趋势在亚洲机构和私人投资者,以及中国开发商中最为明显,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在寻找全球主要市场中高收益、高质量的资产项目。

超过90万元交易 新加坡高价组屋转售量去年跌四成

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网SRX数据显示,以至少90万元的价格成交的转售组屋单位去年仅有33个,比2013年的55宗交易锐减40%,是2011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以至少90万元高价转手的组屋去年明显减少,交易量达2011年以来新低。

高价组屋转售量去年跌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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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售组屋市场整体价格趋软,已经连续六个季度出现下滑,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网SRX提供的数据显示,以高价转手的组屋更是明显减少。去年仅有33个转售组屋单位以至少90万元的价格成交,比2013年的55宗交易锐减40%,是2011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建屋发展局的数据也显示,去年全年组屋转售交易量达到1万7318宗,仅比2013年的1万8100宗略微减少4.3%。其中,在2013年,共有1391个公寓式组屋单位转手,占总交易量的7.7%,但去年这类大型组屋只有1114个单位转售,占6.4%,交易量下降了近两成。公寓式组屋向来是创下高转售价格纪录的屋型。

房地产服务公司高纬环球(Cushman & Wakefield)研究主管李敏雯指出,高价组屋交易减少有多层原因。首先,面对组屋价格连续第二年、总计8%的下滑,买家对很高的转售价格产生抗拒。“其次,政府在2013年8月收紧每月偿还贷款比率(Mortgage Servicing Ratio,简称MSR),以及永久居民需要等三年才能购买组屋的新政策,都迫使买家对高价转售组屋的需求大不如前。”

博纳(PropNex)集团总裁伊斯迈则指出,去年3月开始,建屋局要求买卖双方达成售价协议、签署选购权书后,才能由买家向建屋局申请估价。在这种不确定因素下,组屋转售市场渐渐转变成一个买家市场,进而压低了转售价格。

然而,地点优越的组屋仍有叫价力,去年高价转手的组屋都集中在成熟组屋区。碧山就有两个公寓式组屋,以至少100万元的价格转售。女皇镇、加冷/黄埔、大巴窑也都继续有以至少90万元易主的组屋。

执业五年的ERA产业经纪人龚佶轶指出,组屋要取得高转售价,“地点是首要因素,包括交通便利,要靠近超市、购物中心和名校等”。其次,这些高价单位必须具备稀有的特点,例如它们是双层公寓式组屋、海景组屋和建屋局排屋等。另外,美丽的装潢对组屋价格也有明显的提升作用。

龚佶轶说:“达士岭组屋符合大多数条件,因此会取得较高的转售价。”

第一批刚满五年最低居住年限(Minimum Occupation Period,简称MOP)的达士岭摩天组屋,在去年底进入转售市场。截至3月17日,已有四个达士岭五房式单位以至少100万元的价格转手,其中最高转售价为104万元。

龚佶轶估计今年中会有更多达士岭组屋破100万元转售价,预计将达到20宗至30宗。

伊斯迈指出,大多数达士岭组屋单位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达到最低居住年限,因此他估计今年内可能会有40到50个转售单位突破100万元大关。

然而,由于政府在近期表达了继续控制组屋转售价的意愿,欣乐国际执行董事麦俊荣认为除了达士岭之外,其他组屋区的高价转售组屋数量今年料将继续减少。

去年3月起,建屋局要求买卖双方达成售价协议、签署选购权书后,才能由买家向建屋局申请估价。在这种不确定因素下,组屋转售市场渐渐转变成一个买家市场,进而压低了转售价格。

海外买房:高大上vs背黑锅

中国人海外置业的波澜壮阔,不仅是中国人移民潮、留学潮及投资潮等几种力量综合作用,同时也是中国逐步扩大开放程度和快速融入全球的真实写照。

自塞浦路斯2012年对中国开放“30万欧元房产获绿卡”的政策以来,一些欧洲小国逐渐成为中国人海外购房潮中一个新的热门选择。

海外买房:高大上vs背黑锅

在2013年试水成功后,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多国的购房移民项目于2014年开始迅速增长。进入2015年有消息显示,西、葡购房移民或进一步放宽申请条件。

在加拿大、美国等主要移民目的地,新移民带来的刚性需求强劲、增长迅速,由此催生了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局面。对于意在扎根住在国的中国人而言,买房仍是他们“移民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移民梦,留学潮也被认为是推动中国人海外置业的重要因素。中国教育部3月5日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显示,2014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45.98万人。

为了提高孩子国外学习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中国买家纷纷出手全球大学城的高端房产。一些经济能力较强的留学生家庭,考虑到子女在国外租房不如买房,也纷纷加入海外买房行列,有的家庭甚至购买大面积房产,一部分用于出租。而且随着“低龄化”出国留学趋势形成,“以房养学”渐成留学移民新热点。日渐增多的留学生群体也激发了中国买家海外投资“学区房”的热情。

除了传统的移民、养老、子女留学等需求外,“优化家庭资产配置”也成为海外置产的新趋势。专家指,中国人在海外进行房地产投资体现了投资多样化。如今,国内房地产市场观望情绪渐浓,荷包充实的中国人从普通投资者到地产商,均不约而同都将目光投向广阔的海外市场。

据了解,在不少拥有永久产权的国家,首付低至一至两成,贷款快捷便利,澳、英等发达国家中心旺区的年出租收益基本能盖过按揭费用。

“中国买家购买力强劲 被指抬高美国旧金山房价”、“伦敦再现楼市泡沫 英媒称中国买家推高房价”、“中国买家豪购澳洲1/8新房 被指推高房价”……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赴海外置业,甚至成为部分国家和地区房市最大的海外顾客群,诸如“推高各地房价”的报道亦频见报端。

有分析指,全球化年代,中国人海外购房很正常。但蜂拥而至的中国买家让外国政府又喜又忧、“欲迎还拒”。

澳大利亚政府最近准备出招,对外国购房者征税。针对是否中国买家推高房价的大讨论,澳业内人士认为,政府政策正从支柱产业矿业偏向房地产业,这才是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澳财政部联邦议会秘书史蒂文·乔博称,房价上涨的罪魁祸首是政府政策导向和房屋短缺现状,并非外国投资者。

新西兰工党党魁Andrew Little认为,最新房价数据反映出奥克兰房地产市场存在大问题,其论调是海外投资者将首次购房者挤出市场。新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师Shamubeel Eaqub估算,海外买家最多只占当地房地产市场8%,不算主力,就算对海外投资者限制也不会根本上解决房价通胀问题。新西兰总理约翰·基称,中国买家投资房地产问题并不大。

针对中国买家推高房价的说法,法国巴黎房地产中介玛丽则表示:“我一半以上的客户都是外国人,他们来自俄罗斯、中东、英国、美国以及中国。目前,中国客人还不是我最大的客户源。”

虽然海外投资形势趋好、多种货币汇率走低使得中国人海外置业风潮渐起,购房热情进一步升温,但是不可否认购房过程中仍然面对着许多风险与不确定因素。专家表示,购房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仍需谨慎对待。

据分析,海外购房不能将国内买房思路套在国外,投资前需要了解投资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生活方式等情况。购房过程中,最好聘请专业中介机构和律师,否则很难彻底明白当地贷款等政策。总之,海外置业要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损失,那样就只能变成“看上去很美”。

全球变暖 泰国在水灾高发区测试浮动两栖抗洪屋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沿海低洼城市因此面对更为严重的洪水威胁。而泰国每年一到雨季就会深受水灾之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泰国开始在水灾高发区测试可浮于水面的两栖房屋。

报道称,这种两栖房屋造价280万泰铢(约54万人民币),房屋的底部贴附着一个个装有泡沫塑料的钢铁浮筒,一旦发生水灾,这些浮筒会使屋子浮动起来,撑离地面约3米。专家认为,这种房屋或可成为抗洪救星。

泰国浮动两栖抗洪屋

据悉,负责为泰国国家房屋局设计和建造该屋的建筑设计师楚塔指出:“我们可以筑起围墙阻挡洪水,但这并不是长远之策。我们最好不要和大自然对抗,而是应该顺应大自然,两栖建筑就是其中一个解决办法。”

在泰国,越来越多建筑工程选择以回归传统来应对水灾,例如在建筑物底部加上木桩或是把房子盖在驳船上。此外,曼谷正在招标兴建一个有300个床位、离地4米的医院,地点靠近曼谷南端面向泰国湾的水灾高发区。

报道指出,今年8月,曼谷主要国际机场附近将动工展开另一个抗洪工程,在湖面上建一个浮动的单层房屋。这个耗资300万泰铢、面积100平方米的房子,停靠在湖岸边,它将配有电源供应以及一套软管排水系统。

据悉,这个浮动房屋以及上述的两栖房屋都是泰国国家房屋局展开的实验性计划,为的是确认哪些建筑材料最适宜用于水灾高发区,以及预估在灾区建好这些房屋所需的时间。

泰国曾于2011年发生大水灾,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被淹没,6700万人口当中有五分之一生活受到影响。

荷兰建筑公司“Waterstudio”创办人奥瑟斯曾表示,1850年的曼谷是最佳的抗气候灾害模式。当年,这座城市九成建在水上。他说:“当时没有水患风险,水灾也没有造成任何破坏,因为洪水一来,房屋就自然上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