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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房产市场最新消息：法国媒体“欧洲时报”1月26日报导称，根据法国政府近日公布的一项法令，2018年的“整建税”将上涨3%，最高达823欧元(约合人民币6482.52元)每平米。

这项税金于2012年设立，主要针对5平米以上的房屋附属建筑，例如花园棚、走廊、泳池、车库、顶楼和移动车房等，因此也被称之为“花园棚税”。

根据新法令，2018年的“整建税”新标准为，巴黎大区从每平方米799欧元上涨到823欧元，其他地区从705欧元上涨到726欧元。无论收入状况如何，相关设施都要缴纳这项税金。

此外，游泳池、自建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面板也需要缴纳这项税金，不过标准有所不同：游泳池为每平方米200欧元；风力发电机为3000欧元，而太阳能面板则为每平方米10欧元。

据报导，“花园棚税”的计算方式为征税财产面积×征税标准×地方税率。

 

来源：环球网

责任编辑：Shelly Du

在1974年和1991年日本房产泡沫分别发生两次破裂。如果对照1974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日本房产泡沫的形成与结局，可以发现，第一次房地产泡沫随着日本经济持续增长得到顺利化解，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最终导致“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增速换挡期改革转型取得巨大成功。日本的增速换挡发生在1968-1978年间。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由于严重依赖外部资源、产业结构偏重，日本经济受到较大冲击，相对于欧美国家更加积极地进行调整。当时日本政府从供给侧实施改革，积极推动和引导企业“减量经营”，同时大力疏解产能过剩和扶持新兴产业发展。通过改革，日本成长为制造业强国，产业结构顺利升级，经济和股市持续繁荣。

日本在1974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发生过两次房地产泡沫，同样的泡沫却是不同的结局。第一次房地产泡沫得到顺利化解，原因在于经济中速增长、城市化空间、适龄购房人口数量维持高位等提供了基本面支撑。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最终导致“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深层原因在于经济长期低速增长、城市化进程接近尾声、适龄购房人口数量大幅快速下降等，催化剂在于收紧住房金融政策刺破了泡沫。

本世纪初日本“结构改革”也取得一定成效。“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小泉内阁上台后大张旗鼓地开展了“结构改革”，其中供给侧改革措施主要有放松规制和实施民营化改革、减税、金融改革与产业重组相结合、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等。改革之后，日本经济增长率比上世纪90年代有一定改善，股市也出现止跌回升。

日本供给侧改革的经验启示。1）改革是唯一出路。应大力疏解产能过剩，淘汰和清理僵尸企业，放松服务业过多的准入限制和管制，培育新增长动力和构筑新增长平台，切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改革窗口期稍纵即逝，时不我待。改革需要落到实处、扎实推进，拖延改革行动可能会导致今后的问题更加严重。3）增速换挡期，住宅投资告别高增长时代，房地产政策应适应新发展阶段特征，避免寄希望于刺激重归高增长的泡沫风险。4）需求政策定位于配合供给侧改革，避免过度放水刺激。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增速换挡期和本世纪初经历长期结构性萧条后，日本曾两次实施供给侧改革，其经验教训对我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上世纪70年代日本增速换挡期的改革

1.1. 改革的背景：增速换挡

1）日本的增速换挡发生在1968-1978年间。日本1951-1973年间开启经济高速追赶，实现了23年年均9.3%的增长，1973年人均GDP达到11434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68.5%，到达增速换挡的收入阀值。增速换挡后，1974-1991年的18年实现了年均3.7%的增长，属于中速增长阶段。1991年人均GDP达到19355国际元，相当于美国的84.7%，步入前沿国家的低速增长区间。

日本在1969年前后面临经济增速换挡和动力升级的客观要求：一是日本房地产长周期出现在1969年前后。二战后，日本人口出现了一次人口出生潮。自1960年起，日本的出生人口数量进入了第二轮上升周期，自1960年的160.6万逐年上升（除1966年外）至1973年的209.2万，之后出生人口数逐步显著降低。二是日本刘易斯拐点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自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农村可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大幅减少，耐用消费品的广泛普及，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发生变化。

2）石油危机冲击下“滞涨”发生。1973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支援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侵略，决定削减石油供应量并提高石油价格，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危机引起了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滞涨”，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日本也未能例外。当时日本出现了物价高涨、失业率上升、企业倒闭等危机表现，1974年日本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

3）能耗和环境污染严重，国民不满情绪高涨。日本的高速增长期是依靠大量能源投入和粗放经营实现的。快速的工业化造成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从1955年到1964年，日本的能源消耗量增长了约3倍，主要能源也从煤炭转变为石油。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前，日本的原油进口依存度已达到99.7%的惊人程度。日本的水源和空气也都受到严重污染，上世纪50-60年代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四大环境公害，即镉污染所致的骨痛病、甲基汞污染所致的熊本水俣病、新泻水俣病、四日市大气污染所致的哮喘病，对日本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极大损害，国民不满情绪愈演愈烈，抗议示威事件层出不穷。到上世纪70年代，以四大公害诉讼均以居民原告方胜诉为标志，日本高能耗和高污染的增长模式已失尽人心，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地步。

4）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战后的日本和当时的中国类似，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中，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一直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之一。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迎来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从过剩转向短缺。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和同时期日本政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双重影响下，日本的劳动力成本即工人工资开始快速上升。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资指数增长了近1.7倍，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增长得最多的。

1.2. 主要改革措施：降低成本、鼓励创新

针对以上问题，日本政府综合运用法律、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政策措施，侧重从供给侧入手实施改革，主要改革措施如下。

1）“减量经营”，降低能耗、利息、劳动力成本。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的国内经济危机引发一些日本企业自发开展经营调整，这种调整被称为“减量经营”，其核心主要有三条：节约能源消耗、降低利息负担和降低劳动力成本。日本政府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和引导“减量经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使得“减量经营”成为石油危机后的流行词汇。“减量经营”的实施非常成功，成为日本制造业战后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高附加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转折点。

节约能源消耗。以石油危机为契机的能源价格上涨，对日本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造成了沉重打击，以石油化工、钢铁等为代表的高能耗行业的竞争力大大降低。日本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及各种限制措施，引导经营效益差的企业关停并转，显著削减了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1975年，日本增加生产能力的设备投资在全部设备投资中比重比70年代初降低了约50%。同时，鼓励企业进行内部技术改造和生产设备更新，有效节约能源。许多高能耗行业积极采取节能技术，如钢铁业大量采用高炉炉压发电设备，石油化工业采用加热炉的废气、余热回收技术，水泥业引进悬浮预热器技术等。

降低利息负担。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著名的《日经商务》杂志指出，在石油危机后的恶劣环境下，日本企业必须努力压低原材料费用、财务费用等各项成本才能生存下去。当时日本企业自有资本比率不高，利息负担较重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通过实施“减量经营”，日本企业的自有资本比率大幅提高，从企业借款占营业额的比率看，1978年比1965-1973年平均减少6.6个百分点；从制造业自有资本比率看，1985年比1975年提高7.7个百分点。再加上同期日本利率水平不断降低，企业利息负担得到有效减轻。

降低劳动力成本。刘易斯拐点到来后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成为石油危机冲击下日本企业不能承受之重。当时有研究表明，如果主要制造业企业在一年内不削减6~14万雇佣人数以降低成本，就无法维持收益。企业通过解雇临时工、控制正式员工的录用、女性员工离职后不再补充新人乃至减少主干劳动力等多种方式调整雇佣人数，降低人工成本。据日本产业劳动调查所统计，1975年以后的四年中，包括松下电器、三菱重工、东芝等在内的多家企业减员达21万人。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日本政府还积极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

2）政府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大力疏解产能过剩和扶持新兴产业发展。

大力疏解产能过剩。经过两次石油危机打击，日本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增加。1978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简称“特安法”）和《特定萧条产业离职者临时措施法》等四部法律，进入“特安法”时代，主动对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进行调整和疏解。“特安法”认定平电炉、炼铝、合成纤维、造船、化肥等14种产业为结构萧条产业，当时这些产业的企业开工率只有60%~70%。针对上述结构萧条产业的调整和疏解方法包括：（1）采取政府收购来报废设备的方式，即由政府与产业界合作预测未来供求，对“过剩部分”由政府出资收购报废；（2）设立特定萧条产业信用基金，对那些按计划淘汰落后设备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帮助萧条行业安置工人和转产；（3）允许因供求明显失调、价格降到平均生产费用的特定商品的生产者缔结有关限制产量、维持合理价格的垄断组织。“特安法”的实施取得明显成效，1978年和1979年日本工业连续两年高涨。

扶持新兴产业发展。在对衰退产业和过剩产能进行调整和疏解的同时，日本政府有效利用产业政策，鼓励和培育新兴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1978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提出要发展电子计算机、高精度装备和知识产业，投入了大笔政府专项资金对尖端技术的开发提供补贴和资金，并对以上产业实施税收和金融方面的优惠政策。人们已将这个项目视为日本70年代后期推出的产业技术政策的成功典范，它为奠定日本电子产业的基础及扩展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世纪70年代，日本产业结构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服务业的重要性增强，1973-1985年服务业年均增速高于同期制造业增速0.2个百分点，从1970年到1980年，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提高了8.9个百分点。

2、日本的1974和1991年两次房地产泡沫：同样的泡沫，不同的结局

2.1. 两次房地产泡沫的形成

日本在1974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发生过两次房地产泡沫，但这两次的影响差别很大。

第一次房地产泡沫于1974年前后形成。1955-1974年为日本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期，20年涨44倍。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20年，期间日本住宅用地价格上涨31倍，六大主要城市上涨44倍（年均增速22.2%）。其背景是日本经济快速追赶期，GDP和人口快速增长。

第二次房地产泡沫（亦即“泡沫经济”）于1991年前后形成。1986-1991年为日本“泡沫经济”的最后疯狂期，房地产价格涨1.7倍。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6年，期间日本住宅用地价格上涨73%，六大主要城市上涨169%（年均增速18.4%），其中1987-1990年间年均增速高达24.6%，超过1955-1974年快速上涨期的平均增速。最后疯狂期大城市涨幅明显大于中小城市，而此前差异不大。1955-1985年间，所有城市土地价格涨幅55倍，六大主要城市上涨78倍，从1955年算起，差异约为43%。但1986-1991年间，所有城市土地价格涨幅51%，而六大主要城市上涨169%。1991年后，日本房地产价格进入漫长的下跌之旅。

1974年和1991年分别对应日本房价的两个拐点，从绝对值来看，1991年是拐点。但这两个时期泡沫幅度对比，需要考虑通胀和收入增长情况。1975-1991年间，日本所有城市名义房价上涨了167%，六大主要城市房价上涨407%。同期，日本人均名义GDP从4281美元，上升至28541美元，增幅为607%。以日元计价的人均GDP增幅为315%（期间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可见，1975-1991年间，以日元计价的日本房价涨幅（167%）低于日本人均名义GDP的涨幅（315%），但六大主要城市房价涨幅（407%）大于名义收入涨幅（315%）。即日本整体房价泡沫，1974年大于1991年，但六大主要城市房价泡沫，1991年大于1974年。

第二次房地产泡沫（“泡沫经济”）发生的背景是日本进入第二轮经济增速换挡期，广场协议签订，日元升值、货币政策宽松。1985年9月，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为应对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日本政府采取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1986年1月-1989年5月日本央行连续五次降息至2.5%，货币供应量连续四年超过两位数增长，与此同时，实施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1980-1990年间京都府、东京都和大阪府地价涨幅均在4倍以上，最高峰时日本土地价值约为当时美国的4倍多[ 参见巴曙松着《房地产大周期的金融视角》，P57.]。但1990年3月大藏省启动了对房地产金融实施总量控制政策之后，房地产价格从1991年开始转为直线下滑，之后再也没有回升过。

2.2. 两次房地产泡沫的不同结局

如果对照日本1974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结局，可以发现，第一次房地产泡沫随着日本经济持续增长得到顺利化解，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最终导致“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1974年前后的第一次调整幅度小、恢复力强，原因在于经济中速增长、城市化空间、适龄购房人口数量维持高位等提供了基本面支撑。1974-1985年日本虽然告别了高速增长，但仍实现了年均3.5%左右的中速增长。1970年日本城市化率72%，还有一定空间。1974年20-50岁适龄购房人口数量接近峰值后，并没有转而向下，在1974-1991 年间维持在高水平。

1991年前后的第二次调整幅度大、持续时间长，深层原因在于经济长期低速增长、城市化进程接近尾声、适龄购房人口数量大幅快速下降等。1991年以后日本经济年均仅1%左右的增长，老龄化严重，人口抚养比大幅上升。1990年日本城市化率已经高达77.4%。1991年以后，20-50岁适龄购房人口数量大幅快速下降。催化剂在于收紧住房金融政策刺破了泡沫。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与日本央行的下调利率有密切关系：1986至1987年度，日本银行连续5次降息，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5%，不仅为日本历史之最低，也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日本央行维持低息政策长达两年之久。低息政策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反映在土地价格的迅速上涨上。与美国相同，央行随后的加息刺破了日本房地产泡沫：1989年5月31日，日本央行加息0.75个百分点，此后的15个月内，日本央行再度4次加息，将贴现率提高到6%，连续加息对日本房地产市场造成了巨大打击，东京圈城市土地价格开始了长达15年的持续下跌。

3、本世纪初日本的“结构改革”

3.1. 改革的背景

1）“泡沫经济”破裂后经济长期萧条。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日本经济持续繁荣，政府长期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资金涌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最终出现了泡沫。以1991年为界，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迅速下跌，“泡沫经济”破灭了。整个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处于“平成不景气”或“失去的十年”的长期萧条中。这一时期，企业投资不振、居民消费低迷，需求减少导致物价持续下跌和企业销售收益减少，经济深陷泥潭。1992-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到0.6%，虽然1995-1996年一度出现复苏迹象，但1998-1999年由于受到消费税上调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再次转为负增长。

2）不良债权高企引发金融危机。“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银行业向中小企业和房地产业发放了巨额贷款，“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大幅飙升。据日本大藏省1998年1月12日公布的数字，日本全国146家银行自查的不良债权已经达到76.708亿日元，约占总贷款金额的12%。在不良债权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部分银行已经无法达到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水平。1997年底，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和具有悠久历史的北海道拓殖银行相继破产，给金融市场造成极大震动。幸存银行为防范风险纷纷“惜贷”，由此导致的“贷款难”更加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困难。

3）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197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达到7.06%，超过联合国定义的老龄化社会7%的标准线，这标志着日本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这一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日本人口老龄化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阶段。1990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2.1%，200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17.4%。人口老龄化给日本的经济社会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如劳动力供给不足、社会抚养负担不断加重、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等等。

3.2. 主要改革措施

针对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日本政府在“改革优先”路线和“景气优先”路线之间摇摆不定，争论十分激烈。“景气优先”路线主要看重短期政策效果，主张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改革优先”路线则认为日本长期的经济衰退并非周期性的衰退，而是结构性或制度性的衰退，依靠宽松需求政策刺激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进行改革才能扭转局面。从桥本龙太郎内阁到森喜朗内阁，日本政府在推进改革上均有心无力，导致改革时机一再延误。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凭藉“无改革、无增长”竞选主张挟高支持率上台，顶住了“景气优先”路线主张者的压力，大张旗鼓地实施了“结构改革”。其中涉及供给侧的改革措施主要有：

1）放松规制，实施民营化改革。小泉内阁一直强调要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小政府、大经济”的国家，对政府所属的各类经营性机构实施民营化改革。小泉内阁在“结构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今后的经济财政运作以及经济社会的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中提出了民营化、规制改革计划，即在“民间能做的事情，由民间去做”的原则下，对经济各个领域尤其是公共干预较多、限制较严的领域放松规制，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具体改革举措有：特殊法人改革或民营化；削减对特殊法人的补助金等；推动邮政业实现民营化；对公共金融功能进行彻底的改革；在医疗、护理、福祉、教育等领域也引入竞争机制。其中邮政民营化改革在日本具有典型意义，改革前日本邮政业由政府经营，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改革的目的在于放宽市场准入，引入新的竞争者，从而带动邮政业的高效经营。2005年10月，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邮政民营法案，小泉内阁的邮政民营化改革获得成功。

2）降低税率，激活经济社会活力。自从供给学派经济学提出减税主张后，减税已被认为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中也包含减税内容。《今后的经济财政运作以及经济社会的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中指出，税收政策应该真正成为有利于经济目标实现的手段，今后应向着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方向努力。2003年1月，小泉内阁通过2003年度税制改革大纲，实施减税计划，主要内容包括降低法人税实际税率、对研究开发和IT投资实施减税、降低继承税与赠与税税率等方面。按照日本政府估算，2003年度最终将实现总规模1.5383万亿日元的减税，其中主要包括法人减税1.304万亿日元，继承税和赠与税减税0.103万亿日元，金融证券谁减税0.096万亿日元，土地税减税0.21万亿日元等。

3）推出“金融再生计划”，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泡沫经济”破灭后，不良债权一直是困扰日本银行业、企业界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由于不良债权的来源是实体经济，企业亏损或倒闭的数量增多，反映在银行资产负债端就是不良债权增加，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针对这一问题，小泉内阁采取了双管齐下的配套改革，即金融改革与产业重组相结合，在解决银行不良债权问题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2002年，小泉内阁推出“金融再生计划”，具体改革举措包括：通过扩充中小企业贷款机构、设立新的公共资金制度等方式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和手段；通过专业机构（如“整理回收机构”，英文简称RCC）减免中小企业债务，盘活不良债权，促进产业重组和企业复兴；提高银行不良债权拨备，强化资本充足率约束作用，对银行制定明确的不良率削减目标并严格检查，切实降低银行不良债权比率。

4）推进养老保险改革，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性。由于日本人口持续老化，日本养老保险出现了参保者不断减少、领取者逐渐增加的困境。2003年度小泉内阁“经济财政谘询会议”制定了《经济财政运营与结构改革基本方针2003》，提出构筑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年轻人对将来充满信心、老年人安度晚年的社会。2004年，通过《养老金制度改革相关法案》，主要内容是在未来十余年内逐年上调保险费，目的是为了消除年轻人对养老金制度的不信任感，通过更好地把握养老金给付水平和现职人员负担的平衡，建立起可持续性更强的养老金制度。此外，针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2004年通过的《老年劳动法修正案》提出未来十年分阶段强制性地提高退休年龄。

4、日本两次供给侧改革的成效与缺憾

4.1. 上世纪70年代改革成效

总体看，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供给侧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1）日本成长为制造业强国。“减量经营”使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帮助日本逐渐确立了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地位。日本制造业在节能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时，日本已成为主要经济体中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日本汽车由于低能耗和高性能而受到普遍欢迎，1980年以后日本汽车产量超越美国而居世界第一位，并大量出口到以美国为首的海外市场中。

2）产业结构顺利完成优化升级。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电子、汽车等产业取代了原来的钢铁、石化等产业，成为引领日本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日本产业结构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逐渐转向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3）经济“稳定增长”。通过这次改革日本不但成功经受了两次石油危机的考验，而且顺利完成了从高速增长向平稳增长的增速换挡，1975-1985年日本经济平均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日本政府称其为“稳定增长”，该时期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最快的。

日本增速换挡期供给侧改革前后资本市场表现：危机倒逼，经济和股市深蹲起跳。

以实施供给侧改革为界，日本增速换挡期的资本市场表现可以概括为：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供给侧改革尚未实施，日本处于增速换挡期的上半场，拒绝减速，刺激加杠杆，M2增速高达20%-30%，无风险利率高达10%以上，股市房市出现明显泡沫后深跌；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供给侧改革扎实推进，日本进入增速换挡期的下半场，采取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进行产业结构合理化，无风险利率大幅下降，转型成功后股市走牛。

1）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前：拒绝减速，刺激加杠杆，无风险利率高达10%以上，股市出现泡沫后深跌。虽然日本在1969年前后面临经济减速的要求，但是日本在1969-1972年间并没有认识到增速换挡的规律性和必然性，采取了刺激政策应对，大搞列岛改造，试图把全日本各岛都搞成三大都市圈一样发达（类似中国前几年中西部造城运动）。日本在1969-1972年大幅投放货币，M2增速高达20%-30%，无风险利率高达10%以上。受刺激政策影响，日本通胀高企，股市房市出现明显泡沫。

2）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实施供给侧改革，辅以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无风险利率大降，增速换挡成功后股市走牛。以1973年为转折点，日本开始扎实推进供给侧改革，给企业在调整产能、压缩成本、节约能源、技术创新等方面以压力，同时从刺激政策转向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抑制物价、工资和资产价格上涨，挤出边际上无效产能和无效资金需求。在1973.3-1974.10期间，日经指数跌去了40%。自1974.10开始，日本股指在触底后反弹并走牛。1974-1981年增速换挡成功后股市走出大牛市，日经指数进入慢牛、长牛。

4.2. 本世纪初“结构改革”成效

经济缓慢增长，股市止跌回升。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长期萧条之后，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获得了日本民众的巨大支持，小泉内阁成为90年代以来日本少有的长期政权，小泉本人也成为离任后日本民众最怀念的首相之一。通过改革，日本企业经营状况有所好转，不良债权问题基本得到消除。从2002年2月至2008年2月，日本经济实现了长达73个月的景气复苏，为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这次景气的实际增长率虽然不高，平均增长率只有不足2%，增速最高的2004年也只有2.4%，但与上世纪90年代年均1%的增长率相比则有明显改善。由于经济景气有所回升，日本多年来一直疲软的股市也出现了止跌回升的局面。从2003年4月到2007年6月，东京日经225指数从不足8000点涨到18000点以上，达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4.3. 两次改革的缺憾

1）市场化改革仍然有待深入。战后日本长期实行主银行制度、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行政指导等一系列以长期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日本有论者认为，这一系列制度尽管在日本追赶欧美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日本成为发达经济体，这些制度已经逐渐落伍，日本应及时转型为市场经济型的、政府较少介入的经济体系，而事实上日本至今还残留着限制过多和创新不足等追赶欧美过程中的负面遗产。

2）人口老龄化问题改革进展不足。人口老龄化被广泛认为是造成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主要关注于邮政民营化等议题，对国民普遍关心的少子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关注度不高，改革措施非常有限，人口老龄化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为此小泉内阁也遭到了日本舆论的不少批评。

 

来源：作者/国泰君安宏观任泽平、解运亮

责任编辑：Shelly Du

 

在澳洲买房并没有专门的税费叫做“澳洲房产税”，但是除了房款以外还要花费许多其他费用，在办理购房手续时，还有各项税费需要缴纳，包括过户律师费、贷款机构费用、房屋结构检查费、印花税、房东保险费、房屋及财产保险费、市容建设费用、搬家费和地产地代理费等。整个购房过程中，大约有9种费用需要购房人考虑在内。

近年来，海外人士在澳大利亚买房的热点城市主要是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澳大利亚各州购房收取的税费项目大致相同，但是根据各州的政策，税费的支付比例可能又有所区别。以下内容是针对悉尼购房各项税费的说明，当然，这些费用仅供参考。

>>>澳洲置业百科：澳洲购房流程 | 澳洲房贷申请 | 澳洲房产税费

投资悉尼房产的热浪来袭，你准备好了吗？表示：作为海外人士，首先要确认自己是否能在海外买房，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今年来对海外购房条件的限制越来越少，如果不需要办移民，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海外人士都可以在澳大利亚购房：年满18岁、有购买能力。

不过也有一些限制，澳大利亚领事馆表示，”在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海外非移民人士只能购买澳洲新房，不能购买二手房。”

根据以往的经验及主要买家来看，国内的海外房产投资服务机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外开发商在国内设立的销售服务公司，买房人要注意查询开发商背景；另一类是海外投资服务中介，验证中介服务机构的资质，可到当地主管部门官网查询。

“首付100万元买悉尼市中心两居。”专家介绍，在悉尼市区买一个套内面积80平米左右的两居期房，总价70万-80万澳元，折合人民币约450万元。需准备两成首付，90万元人民币，加上各种税费约100万元人民币。

澳大利亚的支柱产业是教育、旅游和矿产出口，出口国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多年来，经济增长平稳。根据近50年的澳洲当地统计数据显示，澳洲房产增值有”七年翻一番”的说法。据瞭解，在悉尼，每套公寓 每年需向政府缴约1000澳元的市政费，向物业公司缴约2500澳元的物业费，根据具体房屋情况有浮动。澳大利亚没有房产税，自住房屋卖出不需要缴纳增值税，投资房屋若在一年以内卖出，增值税为增值部分的50%,一年以上卖出可减免到增值部分的25%.若房屋出租，需向代理中介公司缴纳的服务费为年租金的6%-7%.

悉尼买房流程相对复杂，买房需要有律师全程陪同。首先，买房人从国内代理中介处看中房屋后，需支付35000元人民币的留房诚意金，诚意金在首付之后归还。接着，请律师全程负责买房事宜，律师费1000-1500澳元，约6400-9500元人民币。在律师陪同下，签购房合同，付10%的首付款。这部分首付款先支付到第三方监管账户，房款的利息属于业主，开发商交房前是不能拿到首付款。 在交房前的2-3个月内，买房人准备贷款材料，办理贷款手续，海外人士可贷额度为房款总价的70%-80%。需向贷款机构支付评估费、检查费等。交房时，律师跟随验房，审核通过后，再交尾款。

此时，之前监管账户中的首付和尾款一并交由开发商，买卖合同正式生效。贷款未还清前，房产证在银行手里，个人最多拥有一份复印件。全款付清后，才会有原件。贷款部分，可通过租金还贷，在悉尼，一套房子的租金可以还清月供。”其实买这个房子只要准备100多万元人民币。”专家介绍。

以购买澳洲35万澳币的房产为例，首先需要购房人考虑的是过户律师费。和国内购房不同，在澳洲购房，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聘请律师办理相关手续，律师费在400-1000澳币不等。

其次，由于澳洲各州的法律不同，因此印花税的征收也有差异，根据房价有所变动，部分州还有印花税优惠。以维多利亚省为例，总价35万澳币的房子，印花税约为1.38万澳币。

再次，房主需要定期交给区委会的费用，通常会每季度收取。包括市容维护、垃圾处理、水费和土地税。根据不同的区，收取的费用高低不等。

另外，如果购房者在澳洲所购房屋为投资购房，建议购买房东保险。保护房东发生的一切意外，例如房客不交房租逃跑，或房客对房屋的毁坏等。

除此之外，购房人在办理购房过户和贷款时，还会产生贷款机构费用、房屋结构检查费、房屋及财产保险费、搬家费和地产地代理费。以这套35万澳币房子为例，9项税费的所有费用，约为2.535万澳币，约占房屋总价7.2%左右。

 

来源：滴答网

责任编辑：Shelly Du 

在英国买卖股票，房产和古董，如果利润超过了一定限额，是必须付资本利得税的（Capital Gain Tex，简称CGT）。去年的秋季报告规定，2018-2019财年的CGT个人免税额从之前的£11,300提高到£11,700。这也就是说，这个类别的纳税者，今年多赚400英镑。英国房产税又多缴了一项，那么如何合理避税呢？

下面为大家讲解很多合理避税的小tips，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费几句话，聊一下英国关于CGT的规定。

什麽是资本利得税？

当你处置一件资产之后，资产的价值上升；那麽现价与原有价值的差价，就是必须纳税的部分。

比如你以5000英镑买了个古董，10000英镑卖出。赚得的5000英镑就是需要纳“资产得利税”的部分。

在这裡，“处置”（dispose of）行为包括：

• 买卖
• 赠与，比如将资产赠送给别人，将股票转到另一方名下
• 置换：比如用资产去交换其他资产
• 获得保险理赔

以上这些“处置”行为发生时，如果资产价值增加，那就要上资产得利税。

处置的资产则包括：

个人所属物品：包括珠宝，画作，古董，硬币和邮票，成套摆设（比如一组花瓶，一副象棋）

非居住房产：比如投资房

居住房产：如果你自住的房子同时接收租客，或者用来办公，或者面积大于五千平方米（基本是土豪了），或者你买房的动机是为了投资。

ISA或PEP账户之外的股票

商业资产：包括建筑，机床和机器，钢筋和配件，股票，注册商标，企业名誉

税率是多少？

这个税率又和个人所得税挂钩了。如果你是高薪纳税人（所得税在40%那一档）的，你处置房产的得利税就要付28%，处置其他资产的得利税则是20%，相当之高。

如果你是基本纳税人（20%那一档），扣除所有个人所得税减免后，该纳税的额度是20,000英镑，然后你卖了个古董，赚了12,300英镑。

先用算出需要征资产得利税的部分：12300-11700（个人免税额）=600（英镑）。

再把600英镑加到你个人所得税需要纳税的部分，合起来就是600+20000=20600（英镑）。

在2018-2019财年，20600英镑（<34500英镑）在基本个人所得税的徵收范围，你的资本得利税就只用付10%，也就是60英镑。

但是，如果你卖的不是古董而是房子（也没那麽便宜的房子啦，举例子而已），那你的资本得利税率就是18%了，那就是108英镑，一下子贵了很多！

沿用上面的栗子：如果你属于高阶纳税人（40%），卖的又是房子，那资本得利税就是600×28%=168英镑，卖房所得的三分之一差不多就没了。

>>>英国置业百科：英国购房流程 | 英国房贷申请 | 英国房产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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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开始说合理避税小Tips。

把资产所有权转为夫妻共有

如果夫妻把资产转到同名账户下，就可以同时使用两个人的免税额。不过关系需要真实，因为最近政府打击造假也很大力。

比方说，开个共有账户放股票，那免税额度就有11700×2=234000英镑。

组合资产，单件出售

说白了呢，就是你把一套东西拆成单件买卖，这样，每一件就有6000英镑的免税额度。

比如你有一套古董家具，合在一起卖可以卖20万英镑，比你买的时候赚1万英镑，那还有4000英镑的部分就需要上税。

然而，如果你把床，柜子，灯这些东西拆开卖，每一样赚的都小于或等于6000英镑，那每一样都可以用免税额度抵消。

另外，私家车（private cars）这种有特定使用期限的资产是不需要纳资产得利税的。由于法条裡没有提到“luxury”，那就表示包括豪车（但不一定包括古董车）。现在明白有钱人干嘛喜欢买豪车了吧…人家可能是在避税！

同理，如果你一次性把员工股票全卖掉，那所得的利润说不定就要上税。最好的办法是先hold住，然后分拆成几次卖。

不要“同居”

听上去有些诡异，不过从避税角度讲，如果一对没有结婚的情侣没有同居，那就是说两个人的就有两套自住房咯。这样的话，买卖自住房（除非是天价大豪宅）一般不上税。

省钱诀窍也是随著政府的政策变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看每年财相公佈的春秋季报告。

 

来源：悦居英国

责任编辑：Shelly Du

“只还利息”（interest-only）抵押贷款是指借款人只支付贷款的利息而不归还本金的住房抵押贷款。此前，它一直被视为是一种优秀的投资手段，可是，在房市疲软和放贷收紧的现在，这么做还划算吗？

过去一年，“只还利息”抵押贷款受到严格审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都对此施加重点监管，严防可能由此导致的金融不稳定局面。

“只还利息”的分期还款金额较低，对于能够享受税收优惠和押宝房价上涨的投资者和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还贷方式。眼下，由于利率走低和银行实施更严格的贷款标准，该还款方式的受欢迎程度大不如前——储备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11月新发放的“只还利息”抵押贷款总额为16.5亿纽币，虽然高于2017年10月的14.4亿纽币，但却远低于2015年11月的25.3亿纽币。

在2016年房产市场火热、投资者活跃的时期，新西兰“只还利息”抵押贷款金额占到了所有新发放抵押贷款总额的40％，巅峰时澳大利亚各大银行的这一占比更是曾经高达49%。现在，澳大利亚规定，银行发放的“只还利息”抵押贷款占比不得超过所有新发放抵押贷款的30％。新西兰2017年11月的占比则不到19％。 

“只还利息”抵押贷款的借款人更容易受到利率上升的影响，因为本金金额不会减少，资金周转的空间更小。许多人的战略是通过出售房屋来最终摆脱债务——然而，一旦市场转向，卖房可能没那么容易。

对于只能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抵押贷款利息部分的投资者来说，“只还利息”是一个受欢迎的选择。储备银行数据显示，“只还利息”抵押贷款总额为287亿纽币，占所有投资者抵押贷款的比例为41％，相比之下，自住业主的“只还利息”抵押贷款总额不到260亿美元，占所有自住业主抵押贷款的比例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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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银行一位发言人表示，该行认为“只还利息”抵押贷款的放贷水平正处于监控之中，除此之外不再另予评论。

The Mortgage Supply Co的抵押贷款顾问David Windler表示，银行已经收紧放贷标准，现在自住业主想要拿到“只还利息”抵押贷款的难度比以往更高，“对投资者而言则没那么难，房地产投资者倾向于采用‘只还利息’抵押贷款，这一点目前仍然被广泛接受，在我看来，这还不算什么问题。”

他还表示，“只还利息”抵押贷款的风险并不一定更高，“对任何人承担的任何形式的抵押贷款而言，唯一的风险就是你的还款能力。如果你认同这一点，那么从只还利息的角度看，风险反而更低，因为它让你有更大能力还款。但是，人生中总有收入停止和退休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人们不想还背着债务。”

奥克兰房地产投资者协会（Auckland Property Investors Association）总裁暨房地产投资者Andrew Bruce表示，他刚开始进行房地产投资时采取的就是“只还利息”抵押贷款， “房地产行业正在就哪种贷款形式更好进行辩论。纯粹从税收抵扣的角度看，对投资物业应该只付利息，但是这对投资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是一种考验。某种程度上说，知道贷款总额在减少会让我们感觉更舒服。”

梅西大学银行专家Claire Matthews表示，“只还利息”抵押贷款的风险高低与采取它的原因有关——利率高企时可以降低还款压力， 现在利率持续低迷，借款人则有机会在利率上升之前还清更多本金。

总结一下，“只还利息”抵押贷款的利弊如下：

利：

分期还款金额更低，意味着你可以将钱用于其他投资；

投资者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长期来看，房价总会上涨，从而制造出利润空间。

弊：

不还本金——如果不提前规划，到退休时欠款数额仍不会减少；

如果房价下跌，最终可能会导致亏损；

如果利率上升，贷款可能难以偿还，因为选择更加受限。

 

来源：新西兰天维网编译

责任编辑：Shelly 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