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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给政客做富豪排行榜引起网络火爆。政客拥有多少资产才算富豪？政策的资产从何而来？据新华社电多家日本媒体25日披露了去年12月当选的475名众议员的资产。依据这份包含存款、不动产和有价证券等资产的排行榜，日本众议员人均资产为3463万日元（约合177万元人民币），超过去年的3228万日元（165万元人民币）。其中，前总务大臣鸠山邦夫以30.652亿日元（1.56亿人民币）居第一位。这说明了什么呢？安倍可以妥妥的说“俺不是最有钱的政客，别盯着我”。那么，到底谁是最有钱的政客呢？

自民党人均资产居首 

吸引人眼球的是，财富榜前十位全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议员。耳熟能详的人物里有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资产为4.576亿日元（2334万元人民币），位列第四；前总务相新藤义孝，拥有资产4.112亿日元（2097万元人民币），位列第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列第21位，资产1.529亿日元（779万元人民币）。

从各政党的人均资产额来看，自民党以4704万日元（240万元人民币）位列第一；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少得多，为1351万日元（69万元人民币）。日本共产党最少，只有484万日元（25万元人民币），仅为自民党议员的十分之一。

存在官商结合影子 

日媒称，今年议员人均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首富鸠山邦夫的个人资产比去年剧增10亿日元（5100万元人民币），从而拉高了整体水平。他继承了母亲的遗产。鸠山邦夫的母亲是普利司通公司创始人石桥正二郎女儿安子。 

仔细“八一八”自民党几名腰缠万贯的大佬，都能看出日本政坛“官商结合、世袭政治”的影子。以麻生太郎为例，他的家族在九州以煤炭起家，后来发展到电力、化工、金融等多个领域。身为家族企业继承人的麻生太郎，还是名副其实的“皇亲国戚”。他是自民党元老、前首相吉田茂的外孙、前首相铃木善幸的女婿，日本皇室三笠宫宽仁亲王的大舅子。 

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是前首相，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任外相，而妻子昭惠则是日本最大糖果制造商森永集团总裁松崎昭雄的长女。 

资产公开法有漏洞 

就公布的人均资产而言，这些议员在日本算不上富有。即便安倍夫妇拥有的名义资产也不比日本的普通民众多太多。但他们所拥有的实际资产却不一定如此，因为日本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有漏洞可循。 

按照这部法律，需要公开的资产内容包括本人及配偶和子女的定期存款、不动产和有价证券，但不包括活期存款、现金，以家族其他人名义登记的资产。 

此外，今年登记资产为零的众议员，从上年的60人增加至75人。作为众议员，一年有约1000万日元（52万人民币）的收入，为何资产还会为零？其实，这些议员一般是“市民政治家”，他们的家底不够殷实。

自古官商结合早已是不公开的事实，否则，政客忙着竞选，忙着为天下人操心，除了工薪，何处得来的资产？所以，没有不管公开发是否有问题，但公开的资产绝对大有隐情。

 

近日，印度腐败大案连发引发国际关注。街头小贩平均每个月需花约1100卢比(约合人民币107元)行贿，几乎相当于月收入的13%，只有行贿这些黑钱，才能获得工作机会。

2013年8月27日，印度反腐败民众在甘地墓前集会示威，要求通过公民监督法案。

印度近日公布的一份有关行贿成本的报告显示，腐败已经成为了印度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报告指出，平均而言，每个印度城市家庭一年要花大约4400卢比(约合429元人民币)用于行贿，而农村家庭每家为此每年要付出大约2900卢比(约283元)。

印度政府委托智库调查行贿成本

调查显示，街头小贩平均每个月需花约1100卢比(约合人民币107元)行贿，几乎相当于月收入的13%

这项关于行贿成本的调查，是印度政府委托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所做的。该研究机构成立于1956年，是印度最古老、也是规模最大的智库。

据《印度时报》24日报道，这项调查于2012年9月至12月进行，相关报告于2013年至2014年提交给印度财政部，但直到现在才报送给其他政府部门征求意见。

调查显示，行贿成本存在地区差异，某些邦的居民要比其他邦付出更多金钱。其中，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东部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奥里萨邦首府布巴内什瓦尔等地的居民，为日常生活和工作付出的“行贿成本”最高。

报告指出，在城市里，居民为找到工作，调换工作，平均需要行贿1.8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757元)；每年他们还要花大约600卢比(约合人民币59元)买通交通警察，以免吃罚单或遭刁难。

而在农村，行贿受贿之风更甚。本就生活穷困的农村居民，为了得到补助而不得不挤出钱来行贿。报告中披露，政府针对穷人的那些扶贫项目，几乎一半的受益者都送了礼或者送了钱才买到资格。

这些项目中包括“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向农村穷人提供住房的“英迪拉·阿瓦斯计划”在内的众多社会保障项目和奖学金项目。

就连路边摆摊兜售的街头小贩也要行贿。对德里及其附近的北方邦诺伊达市、北方邦首府勒克瑙等地调查发现，街头小贩平均每个月需要花大约1100卢比(约合人民币107元)行贿，几乎相当于月收入的13%。

行贿者用“黑钱”与官员交换工程合同

对印度15个邦私人承包商的抽样调查发现，平均每个项目成本的9%用于行贿；80%接受调查的承包商承认，送了钱才得到工作机会。

行贿就产生了“黑钱”。《印度时报》指出，一系列调查发现，行贿者给官员“黑钱”，后者则回报以工程合同，泄露开发计划、授予开矿、出售石油产品等权利，以及解决银行“坏账”。

报告指出，对印度15个邦私人承包商的抽样调查发现，行贿的比例十分惊人，平均每个项目成本的9%用于行贿；80%接受调查的承包商承认，他们送了钱才得到了工作机会。而在制造业，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91%的受访者承认他们行贿。

公共领域的回扣比例也令人震惊。调查人员对退休的政府官员进行了访谈，报告最后指出，对于政客和官僚而言，公共领域投资是获得非法资金的便利渠道。平均而言，这些“黑钱”相当于工程成本的2%至10%；一旦工程延期，官员拿到的好处可以高达工程款的20%。报告估计，工程额外支出的5%到10%落入了贪官们的腰包。

这项调查，由印度中央直接税局资助进行。目前，来自不同政党的印度议员摒弃了自己的党派界限，一致要求政府制定政策，阻止“黑钱”在国内产生。议员们说，这些“黑钱”要么是藏在国外，要么是投到了房地产行业“洗白”，或是变成了金银珠宝。他们强调，只要“收受黑钱”行为还存在，针对它的斗争就不会停止。

腐败大案连发 民众游行施压政府

2010年时任电信部长安迪穆图·拉贾以远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给近百个不具资质的企业发放许可证并从中收受贿赂，令政府损失390亿美元

“在印度，腐败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印度问题专家韩华对新京报记者介绍到，2010年印度接连曝光数起腐败大案，引发民众愤怒，是印度进行此调查的一个背景。

据印度反腐败法，受贿要处以罚款，可被判处最高五年有期徒刑。不过，法律的执行成了问题：多年来，警察和司法部门被列为印度第二和第三腐败的机构，位列于印度政党之后。这令反腐的信念大大受挫，甚至可以说是激励了行贿行为。2012年印度的一项调查显示，至少42%的年轻人曾行贿过。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国家，从前行贿只是为了能做错事，现在即便是为了做正确的事，人们也要破财。”“亚洲论坛”网站在题为《印度腐败年》的文章中说。比如，当一个人到警察局报警时，如果不向警察行贿，那么他的案件很可能就不被受理。

“腐败在印度已经存在上千年，但腐败的类型在变化。”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研究员米兰·瓦什纳夫说，过去二十年间，印度的腐败转向“大腐败”，无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在金额上，都远远超出此前。

2010年被称为印度的“腐败年”，当年多起腐败丑闻被曝光，震惊印度社会。当年在印度举行了英联邦运动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称约18亿资金被挪用。印度人还未从惊愕中缓过来，另一个丑闻曝出：时任电信部长安迪穆图·拉贾以远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给近百个不具资质的企业发放了许可证并从中收受贿赂，令政府损失390亿美元。这一事件成为印度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案件，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莫迪反腐重在改体制 “成效尚不显著”

目前印度反腐更多是自下而上，如一些群众性的反腐组织，类似“我行贿了”揭露日常腐败的网站

印度总理莫迪在竞选之时，就将反腐作为自己的一项竞选口号，上台后也采取了多项措施，但迄今为止成效尚不能称之为显著。

目前，莫迪的内阁正在寻求修订之前的反腐败法律，行贿受贿者将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4月份印度政府的一份声明表示，莫迪内阁希望将行贿受贿定为“滔天罪行”，行贿受贿者的刑期从最低六个月增加到最低三年，最高七年。目前大多数贿赂案件审理漫长，平均耗时八年，修改的版本希望行贿受贿案须在两年内审完。

尽管采取多项措施，但韩华认为，目前印度的反腐，更多是自下而上的反腐，比如一些群众性的反腐组织，类似“我行贿了”这样揭露日常腐败的网站等。而莫迪反腐的主要方法是改革官僚体制，这需要漫长的过程，目前看来还没有太显著的成果。

“莫迪任期的重点是在发展，打击腐败并不在莫迪最优先的日程之上。”韩华说，印度腐败已经严重阻碍了其发展，所以如何打击腐败来促进发展是莫迪要做的事情。莫迪认为腐败产生的根源是体制存在问题，要彻底地根除腐败，就要从体制上反腐败，而不是通过抓几个大案来反腐。“所以他做的事情，是改革目前的官僚体制。但改革官僚体制需要很长过程，莫迪上台仅一年，还很难看出有什么效果。”

腐败问题往往关乎国家大计以及民生，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国家必然瘫痪停滞不前。与印度而言，街头小贩平均每个月需花约1100卢比(约合人民币107元)行贿，几乎相当于月收入的13%，只有行贿这些黑钱，才能获得工作机会。这样的现象无疑是非常严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