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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沒能拯救球隊，沒能阻止阿根廷人的眼淚滑下眼眶。

壹次失敗，或許更能激起人們的鬥誌，但壹次又壹次的失敗，只能讓人陷入絕望的泥潭。

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球迷，很難體會到阿根廷人眼中足球的意義。對他們來說，足球是他們曾經驕傲的象征。甚至，是唯壹的尊嚴。

現在，阿根廷人卻不得不回頭面對眼前的現實：經濟的下滑，足球的退敗。

壹位芭蕾舞演員把錢包遺忘在公園的長凳上。她離開時，不留意地把這個裝有錢和其他物品的小包落下了。15分鐘之後，她發現錢包不見了，但她並不驚慌，心裏也沒有壹絲不快。她知道錢包會原封不動地留在她丟失的那個地方。對此她深信不疑，往回走了沒幾步果然還在那兒，然後她開心地撿回了自己的錢包。

來猜個謎吧：如果壹位芭蕾舞演員對自己的隨身物品可以如此漫不經心，那麽這位芭蕾舞演員應該是生活在世界哪個地方？

答案是芬蘭。明娜‧泰爾瓦邁基（Minna Tervamäki）生活在芬蘭這個國家。

泰爾瓦邁基說，“我在這裏很有安全感。我深信生活在芬蘭的人感受最強的就是這個國家非常安全，我們彼此都非常信任”。 去年泰爾瓦邁基被芬蘭壹家叫“積極生活”（Positiivarit Oy ）的公司提名競爭芬蘭最積極正向人物之頭銜。這家公司通過其產品來鼓勵人們正向積極思考人生。

2018年度世界幸福指數報告基於蓋洛普（Gallup）的研究指出，芬蘭是世界上最幸福快樂的國家。然而芬蘭人對這壹結果反而不敢茍同，因為芬蘭人本身是典型的喜怒不形於色，堅韌克己的民族。

維京（Meik Wiking）是幸福研究所（Happiness Research Institute）的首席執行官，這個研究所是丹麥壹所獨立智庫，專門研究人類幸福感和社會福祉。他說：“北歐人尤其是芬蘭人性格非常內向。如果以表達喜悅和憤怒來排名，芬蘭人排名則不會高——在這壹點上他們和拉美人非常不同，比如說拉美人整體上的情感表達非常豐富。對芬蘭人來說，幸福是壹種有節制的、均衡的，以及不怨天尤人的生活。”

泰爾瓦邁基也同意這樣的看法，她說，“我對於這個幸福調查的感受是很矛盾的。芬蘭人看了這個調查會覺得好笑，比如他們會說‘什麽？竟然是我們？’芬蘭人心裏覺得與其說自己很幸福，倒不如說自己很知足”。

產生這樣的差異是因為這項幸福研究本身有些矛盾，它實際上研究的並不是我們最渴望的情感：快樂。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榮休教授哈利維爾（John Helliwell）是世界幸福報告的編輯之壹。他解釋說，衡量幸福並不是壹項情感研究——實際關註的是有關泰爾瓦邁基丟失錢包這類的社會問題，確切地說它研究的是全世界各國人民的生活質素，從這些層面來看，芬蘭今年的表現最為出色。

哈利維爾說，有助於提高生活質素的因素包括較長的平均壽命和較高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另外還有壹些因素，比如說人們能夠互相關照，遇到困難時有人可以依靠，可以自由地做出人生決定以及提供個人幫助。生活質素關乎社會的信任感和慷慨友善，芬蘭在這些方面排名很高。北歐國家的社會結構趨向扁平化，社會中的不平等較少，人們能夠給予弱勢群體更多幫助。所有這些都讓北歐國家在壹項評估生活質素高低的測驗中獲得高分。

馬爾代拉（Martela）博士是赫爾辛基大學（University of Helsinki）社會心理學研究員，他同意這樣的看法。他說，”在這裏信任很重要。人們希望自己是值得信賴的。如果妳把錢包丟在街上，妳非常確定能夠再找回來——而且錢包裏的錢通常會原封未動。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真的做過壹次掉錢包的測試。在測試過的所有城市中，錢包物歸原主最多的城市是赫爾辛基。在所有歐洲國家裏面，陌生人之間信任度最高的無疑是芬蘭“。

世界幸福報告今年首次讓移民參與調查，移民人口的幸福程度壹般和該國總體人口的幸福程度幾乎相同，芬蘭移民人口的幸福度也排名第壹。也就是說，在芬蘭出生的人和移民到芬蘭的人幸福程度是相同的。這壹點非常有趣，因為此數據從根本上駁斥了壹種理論，即幸福是芬蘭民族所固有的。

哈利維爾說，“研究移民的幸福感否定了這樣的理論，即北歐國家是自成體系而且民族同質性很高的社會。如果幸福所涉及的是芬蘭人心智上的壹些東西，那麽這些東西同樣可以在孟加拉國人身上找到。所以說幸福與國家的治理方式應該更為相關”。

維京說：“北歐人尤其是芬蘭人性情非常內向。”

芬蘭的治國方式依靠高效的人文關懷和對人權的高度尊重。芬蘭是世界上最適合母親生兒育女的地方之壹，也是全球教育體系最好的地方之壹。芬蘭在環境政策、性別平等，以及維持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都非常的卓越。以上總總都能夠讓這個國家的人民對生活的滿足感明顯超過其它任何地方，不論這種滿足感是出於他們的本性還是出於這個國家的文化傳統。這裏的人們也有脾氣不好和發牢騷的時候——不過他們依然可以生活在這片“最幸福的”土地上。

芬蘭原住民帕塔寧（Anu Partanen）是《北歐理論看萬物：追求精彩人生（The Nordic Theory of Everything: In Search of a Better Life）》壹書的作者。他在美國生活了十年，不過打算今年夏天舉家回國。他說，“如果芬蘭人跟妳說他們不快樂，我是明白的。他們生性悲觀，情感內斂。他們經常飲酒，生活有些憂郁，芬蘭的冬天非常寒冷，讓人在心裏飽受煎熬。我們聽到的所謂芬蘭人的幸福並不在於跳舞或者微笑，也不是表現得很開心。如果這是妳對幸福的理解，那麽芬蘭人並不是最幸福的。幸福研究關註的是生活質素，因此芬蘭會脫穎而出。在形形色色的生活當中，妳的生活是不是最好的？妳能否控制自己的生活？妳是否有選擇的權利？妳有時間陪伴家人嗎？妳有安全感嗎？妳能否在社會上有所作為？”

（也許同樣值得問的是：妳是否能夠穿著內衣在家裏喝得酩酊大醉，並且把這心安理得地稱之為民族傳統？自從舒適愜意（hygge）與英文單詞päntsdrunk相提並論後，北歐人寒冷冬夜安坐溫暖家中穿內衣飲美酒就成了壹時風行的愜意生活方式。而päntsdrunk這個詞正源自芬蘭語的kalsarikänni，意思就是獨自在家穿著內衣喝個大醉。）

芬蘭人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們慣常壓抑自己的情感，性格矜持內向，這也許與壹種人們稱之為“西蘇”（sisu）的精神有關。西蘇是芬蘭語中的壹個單詞，意思是意誌力強大、堅忍不拔，絕不怨天尤人的能力——這是芬蘭人性格中的壹個重要特質。異乎尋常的是，通常來說，芬蘭人之所以往往不會表達強烈的感情，部分原因在於他們更珍視隱忍的勇氣和耐心，而不是不切實際的歡欣——或許這就可以解釋他們為什麽對世上最幸福快樂之國民這個榮譽會感到困惑而不解。

維京說，“我明白為什麽芬蘭人會說——‘真的嗎？竟然是我們？’丹麥人和挪威人也有同樣的反應。人們在研究幸福的時候常常忘了是以什麽作為衡量，他們忘了實際衡量的是國家的平均水平。或者更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芬蘭人是世界上不幸福程度最低的國民。他們非常擅長於減少那些讓人不幸福的因素，比如說資金緊張，難以享有醫療保障以及無家可歸等等壹些讓我們感到不快樂的事情。他們只是更擅長把財富轉化為社會福祉罷了。”

Image copyright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西蘇””Sisu”的意思是意誌力強大、堅忍頑強以及絕不怨天尤人的精神——這是芬蘭人性格中的壹個重要特質。

維京說，對各國幸福指數的評估結果出爐後，人們總是對那些排名靠前的國家非常好奇。我們自然而然地會對這樣壹群人很著迷，他們似乎獲得了幸福之道，他們擁有愉悅快樂的情感狀態，這正是我們所渴求的；而更加令我們著迷的是整個國家的人民都能生活得如此幸福快樂。相反，人們則不太會問及在這個幸福榜單上墊底的那些國家——比如說敘利亞、利比亞和阿富汗——因為那裏的人民不幸福是顯而易見。如果我們相信芬蘭人的幸福藏著某些秘訣，那麽或許最接近真相的解釋便是：要想幸福，需生活在壹個崇尚信任和慷慨仁慈的社會裏。

哈利維爾說，“這些研究出爐後，每個人都會說‘想要過得幸福嗎？去芬蘭吧。’其實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這個最幸福的國家；如果每個國家都以此為良方，那麽芬蘭人將不再是最幸福的人。這些研究更深層的道德意義在於：芬蘭人做的事情換作我們應該怎樣來做；芬蘭人做得對的地方在哪裏；我們怎樣才能活得更好，既為自己也為他人？這些問題需要我們不斷思考。對於芬蘭人來說，他們應該放松壹些，好好享受他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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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BBC

排版：Shelly 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