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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給政客做富豪排行榜引起網路火爆。政客擁有多少資產才算富豪？政策的資產從何而來？據新華社電多家日本媒體25日披露了去年12月當選的475名眾議員的資產。依據這份包含存款、不動產和有價證券等資產的排行榜，日本眾議員人均資產為3463萬日元（約合177萬元人民幣），超過去年的3228萬日元（165萬元人民幣）。其中，前總務大臣鳩山邦夫以30.652億日元（1.56億人民幣）居第一位。這說明了什麼呢？安倍可以妥妥的說“俺不是最有錢的政客，別盯著我”。那麼，到底誰是最有錢的政客呢？

自民黨人均資產居首 

吸引人眼球的是，財富榜前十位全是日本執政黨自民黨議員。耳熟能詳的人物裏有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資產為4.576億日元（2334萬元人民幣），位列第四；前總務相新藤義孝，擁有資產4.112億日元（2097萬元人民幣），位列第五。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列第21位，資產1.529億日元（779萬元人民幣）。

從各政黨的人均資產額來看，自民黨以4704萬日元（240萬元人民幣）位列第一；最大在野黨民主黨少得多，為1351萬日元（69萬元人民幣）。日本共產黨最少，只有484萬日元（25萬元人民幣），僅為自民黨議員的十分之一。

存在官商結合影子 

日媒稱，今年議員人均資產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首富鳩山邦夫的個人資產比去年劇增10億日元（5100萬元人民幣），從而拉高了整體水準。他繼承了母親的遺產。鳩山邦夫的母親是普利司通公司創始人石橋正二郎女兒安子。 

仔細“八一八”自民黨幾名腰纏萬貫的大佬，都能看出日本政壇“官商結合、世襲政治”的影子。以麻生太郎為例，他的家族在九州以煤炭起家，後來發展到電力、化工、金融等多個領域。身為家族企業繼承人的麻生太郎，還是名副其實的“皇親國戚”。他是自民黨元老、前首相吉田茂的外孫、前首相鈴木善幸的女婿，日本皇室三笠宮寬仁親王的大舅子。 

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是前首相，父親安倍晉太郎曾任外相，而妻子昭惠則是日本最大糖果製造商森永集團總裁松崎昭雄的長女。 

資產公開法有漏洞 

就公佈的人均資產而言，這些議員在日本算不上富有。即便安倍夫婦擁有的名義資產也不比日本的普通民眾多太多。但他們所擁有的實際資產卻不一定如此，因為日本國會議員資產公開法有漏洞可循。 

按照這部法律，需要公開的資產內容包括本人及配偶和子女的定期存款、不動產和有價證券，但不包括活期存款、現金，以家族其他人名義登記的資產。 

此外，今年登記資產為零的眾議員，從上年的60人增加至75人。作為眾議員，一年有約1000萬日元（52萬人民幣）的收入，為何資產還會為零？其實，這些議員一般是“市民政治家”，他們的家底不夠殷實。

自古官商結合早已是不公開的事實，否則，政客忙著競選，忙著為天下人操心，除了工薪，何處得來的資產？所以，沒有不管公開發是否有問題，但公開的資產絕對大有隱情。

 

近日，印度腐敗大案連發引發國際關注。街頭小販平均每個月需花約1100盧比(約合人民幣107元)行賄，幾乎相當於月收入的13%，只有行賄這些黑錢，才能獲得工作機會。

2013年8月27日，印度反腐敗民眾在甘地墓前集會示威，要求通過公民監督法案。

印度近日公佈的一份有關行賄成本的報告顯示，腐敗已經成為了印度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報告指出，平均而言，每個印度城市家庭一年要花大約4400盧比(約合429元人民幣)用於行賄，而農村家庭每家為此每年要付出大約2900盧比(約283元)。

印度政府委託智庫調查行賄成本

調查顯示，街頭小販平均每個月需花約1100盧比(約合人民幣107元)行賄，幾乎相當於月收入的13%

這項關於行賄成本的調查，是印度政府委託國家應用經濟研究委員會所做的。該研究機構成立於1956年，是印度最古老、也是規模最大的智庫。

據《印度時報》24日報道，這項調查於2012年9月至12月進行，相關報告於2013年至2014年提交給印度財政部，但直到現在才報送給其他政府部門徵求意見。

調查顯示，行賄成本存在地區差異，某些邦的居民要比其他邦付出更多金錢。其中，北方邦首府勒克瑙、東部比哈爾邦首府巴特那、奧裏薩邦首府布巴內什瓦爾等地的居民，為日常生活和工作付出的“行賄成本”最高。

報告指出，在城市裏，居民為找到工作，調換工作，平均需要行賄1.8萬盧比(約合人民幣1757元)；每年他們還要花大約600盧比(約合人民幣59元)買通交通警察，以免吃罰單或遭刁難。

而在農村，行賄受賄之風更甚。本就生活窮困的農村居民，為了得到補助而不得不擠出錢來行賄。報告中披露，政府針對窮人的那些扶貧專案，幾乎一半的受益者都送了禮或者送了錢才買到資格。

這些專案中包括“全國農村就業保障計畫”、向農村窮人提供住房的“英迪拉·阿瓦斯計畫”在內的眾多社會保障專案和獎學金專案。

就連路邊擺攤兜售的街頭小販也要行賄。對德裏及其附近的北方邦諾伊達市、北方邦首府勒克瑙等地調查發現，街頭小販平均每個月需要花大約1100盧比(約合人民幣107元)行賄，幾乎相當於月收入的13%。

行賄者用“黑錢”與官員交換工程合同

對印度15個邦私人承包商的抽樣調查發現，平均每個專案成本的9%用於行賄；80%接受調查的承包商承認，送了錢才得到工作機會。

行賄就產生了“黑錢”。《印度時報》指出，一系列調查發現，行賄者給官員“黑錢”，後者則回報以工程合同，洩露開發計畫、授予開礦、出售石油產品等權利，以及解決銀行“壞賬”。

報告指出，對印度15個邦私人承包商的抽樣調查發現，行賄的比例十分驚人，平均每個專案成本的9%用於行賄；80%接受調查的承包商承認，他們送了錢才得到了工作機會。而在製造業，情況也沒有什麼不同，91%的受訪者承認他們行賄。

公共領域的回扣比例也令人震驚。調查人員對退休的政府官員進行了訪談，報告最後指出，對於政客和官僚而言，公共領域投資是獲得非法資金的便利管道。平均而言，這些“黑錢”相當於工程成本的2%至10%；一旦工程延期，官員拿到的好處可以高達工程款的20%。報告估計，工程額外支出的5%到10%落入了貪官們的腰包。

這項調查，由印度中央直接稅局資助進行。目前，來自不同政黨的印度議員摒棄了自己的黨派界限，一致要求政府制定政策，阻止“黑錢”在國內產生。議員們說，這些“黑錢”要麼是藏在國外，要麼是投到了房地產行業“洗白”，或是變成了金銀珠寶。他們強調，只要“收受黑錢”行為還存在，針對它的鬥爭就不會停止。

腐敗大案連發 民眾遊行施壓政府

2010年時任電信部長安迪穆圖·拉賈以遠低於市場價值的價格，給近百個不具資質的企業發放許可證並從中收受賄賂，令政府損失390億美元

“在印度，腐敗已經成為了人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印度問題專家韓華對新京報記者介紹到，2010年印度接連曝光數起腐敗大案，引發民眾憤怒，是印度進行此調查的一個背景。

據印度反腐敗法，受賄要處以罰款，可被判處最高五年有期徒刑。不過，法律的執行成了問題：多年來，員警和司法部門被列為印度第二和第三腐敗的機構，位列於印度政黨之後。這令反腐的信念大大受挫，甚至可以說是激勵了行賄行為。2012年印度的一項調查顯示，至少42%的年輕人曾行賄過。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在這個國家，從前行賄只是為了能做錯事，現在即便是為了做正確的事，人們也要破財。”“亞洲論壇”網站在題為《印度腐敗年》的文章中說。比如，當一個人到警察局報警時，如果不向員警行賄，那麼他的案件很可能就不被受理。

“腐敗在印度已經存在上千年，但腐敗的類型在變化。”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南亞研究員米蘭·瓦什納夫說，過去二十年間，印度的腐敗轉向“大腐敗”，無論是在性質上還是在金額上，都遠遠超出此前。

2010年被稱為印度的“腐敗年”，當年多起腐敗醜聞被曝光，震驚印度社會。當年在印度舉行了英聯邦運動會，中央監察委員會稱約18億資金被挪用。印度人還未從驚愕中緩過來，另一個醜聞曝出：時任電信部長安迪穆圖·拉賈以遠低於市場價值的價格，給近百個不具資質的企業發放了許可證並從中收受賄賂，令政府損失390億美元。這一事件成為印度歷史上最大的腐敗案件，引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莫迪反腐重在改體制 “成效尚不顯著”

目前印度反腐更多是自下而上，如一些群眾性的反腐組織，類似“我行賄了”揭露日常腐敗的網站

印度總理莫迪在競選之時，就將反腐作為自己的一項競選口號，上臺後也採取了多項措施，但迄今為止成效尚不能稱之為顯著。

目前，莫迪的內閣正在尋求修訂之前的反腐敗法律，行賄受賄者將受到更嚴厲的處罰。

4月份印度政府的一份聲明表示，莫迪內閣希望將行賄受賄定為“滔天罪行”，行賄受賄者的刑期從最低六個月增加到最低三年，最高七年。目前大多數賄賂案件審理漫長，平均耗時八年，修改的版本希望行賄受賄案須在兩年內審完。

儘管採取多項措施，但韓華認為，目前印度的反腐，更多是自下而上的反腐，比如一些群眾性的反腐組織，類似“我行賄了”這樣揭露日常腐敗的網站等。而莫迪反腐的主要方法是改革官僚體制，這需要漫長的過程，目前看來還沒有太顯著的成果。

“莫迪任期的重點是在發展，打擊腐敗並不在莫迪最優先的日程之上。”韓華說，印度腐敗已經嚴重阻礙了其發展，所以如何打擊腐敗來促進發展是莫迪要做的事情。莫迪認為腐敗產生的根源是體制存在問題，要徹底地根除腐敗，就要從體制上反腐敗，而不是通過抓幾個大案來反腐。“所以他做的事情，是改革目前的官僚體制。但改革官僚體制需要很長過程，莫迪上臺僅一年，還很難看出有什麼效果。”

腐敗問題往往關乎國家大計以及民生，不能解決腐敗問題，國家必然癱瘓停滯不前。與印度而言，街頭小販平均每個月需花約1100盧比(約合人民幣107元)行賄，幾乎相當於月收入的13%，只有行賄這些黑錢，才能獲得工作機會。這樣的現象無疑是非常嚴峻的。